Vol.260_特朗普关税被判违宪，贸易战迎来终点了吗？｜嘉宾：翟志勇
东腔西调
| 项目 | 内容 | | :------ | :--------------------------- | | 播客 | 东腔西调 | | 标题 | Vol.260｜特朗普关税被判违宪，贸易战迎来终点了吗？ | | 主持人 | 何必 | | 嘉宾 | 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 | 标签 | #已读 |
历史性裁决：最高法院对特朗普关税案的“违宪”判定
何必：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爱道斯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翟志勇老师。翟老师不但擅长法理学，还非常擅长从法学角度解读美国的宪法与政治。翟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翟志勇： 大家好，我是翟志勇，很高兴来到《东腔西调》。
何必： 请翟老师来，是因为当地时间 2 月 20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6 比 3 的投票结果，做出了一项被称为“历史性”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简称 IEEPA）实施的大规模全球性关税政策违宪且无效。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自去年 4 月颁布以来，剧烈搅动了国际政经局势。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中国坚定的立场，使得中美之间一度陷入互相加征关税的混乱阶段，直到去年 11 月才达成短暂协定。这个判决不仅牵动国际格局，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变与不变”。
自从特朗普第二次当选，两党在立法与行政领域的斗争愈发激烈，社会撕裂严重。而这次判决，不同媒体有不同解读：有人说是司法权抵制行政权滥用，维护了权力平衡；也有人关注到三位保守派法官投了赞成票，猜测保守派阵营发生了分裂。似乎正反两方都在用“党争思维”来理解最高法院。在讨论社会影响前，我想先请翟老师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判决细节到底是怎样的？
翟志勇： 案件的细节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说简单？因为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首先会明确要审理的法律问题。最高法院的审理本质上是复审，通常经过初审、上诉审之后才到这里。到了复审阶段，法院不再关注具体的事实细节或程序问题，最核心的关注点在于法律争议点。
这个案件实际上是由两个案件合并而成的：一是一些进口商起诉特朗普政府，二是一些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最高法院合并审理后，提出的问题非常明确：特朗普征税所依据的法律——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否授权总统征收关税？授权了，还是没授权？判决就回答了这一个问题。
总统的“工具箱”：为何选择了最不适合的 IEEPA？
何必： 难道美国的法律没有写清楚吗？在我们的印象中，法律通常会有明确条款规定谁能做什么。特朗普去年 4 月想要征收关税时，应该也做了精心的准备，援引一条看起来“靠得住”的法案来颁布行政命令。面对这种面向全球征收 10% 起步的大事，为什么所依据的法条最后会被判定有问题？
翟志勇： 这就回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要先看，他为什么要用 IEEPA，而不用其他的法律？在美国，至少有两部法律对总统征收关税是有授权的。
第一部是 1962 年的《贸易扩展法》。这部法律第一次授权总统，当某一类进口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时，可以通过加征关税或设置进口配额进行限制。但这有明确前提：你必须证明某种特定的进口商品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且只能针对这种特定商品征税。
第二部是 1974 年的《贸易法》，其中最出名的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301 条款”。它主要授权总统在认为存在不公平贸易（如补贴、倾销）时，采取报复性措施，包括加征关税。因此，历任美国政府几乎都会用 301 条款对中国的某项产品加征关税。
但你也能听出来，无论是《贸易扩展法》还是《贸易法》，此前法律对总统的授权都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商品”。你不可能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普遍征税。
何必： 所以，特朗普说要对全世界征税，这在美国法律框架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翟志勇： 是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特朗普所谓的“对全世界征关税”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芬太尼税”，他认为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管理不力，导致大量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要针对墨、加征税；另一种是“对等关税”，也叫“解放日关税”，即普遍性针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到 15% 甚至更高的税率。对于中国，叠加后最高甚至超过 100%。
这种针对所有国家、所有商品的征税，没有任何法律给出明确授权。特朗普想征税，又找不到直接依据，就开始“病急乱投医”，找哪部法律最可能支持他，于是找到了 IEEPA。
IEEPA 里哪条能支持他呢？有一条说，总统可以对进出口行为进行“规制”（Regulate）。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词。在特朗普的理解中，征关税也算是一种“规制”手段，甚至他认为这比直接禁止进口的处罚力度更轻、更合理。
权力边界的变迁：从国会主导到“受限”的总统授权
翟志勇： 但问题在于，关税在美国宪政体系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存在。你可以用很多手段去“规制”贸易，但到了“征税”这一步，逻辑就全变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就是英国人乱征税，所以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得非常明确：只有国会有权征税，包括关税。
何必： 这让我想起当时的争议：很多人批评特朗普，说你要向全世界征关税去惩罚相关国家，但实际执行时，板子最终都打在了美国进口商身上，最后还是美国人自己交税。
翟志勇： 没错。进口商的一部分成本或许能转嫁给出口商，但转嫁不了的部分，只能加在商品价格里。
回到征税权。在整个 19 世纪，美国关税征什么、税率多少，全部由国会立法决定。总统没有任何调整权，只是一个执行者。在美国建国早期，关税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因为当时宪法禁止征收人头税，政府没钱，全靠关税。1789 年美国第一部关税法就是落实这一权力的。
到了 1816 年，关税开始附加其他职能——保护本国工业，抵御英国产品的冲击。内战结束后，美国工业高速发展，关税也随之走高。最离谱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斯莫特-霍利关税法》，对数千种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它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被认为是导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重要诱因。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一收对等关税，大家就会谈到大萧条。
那次反思带来的结果是：如果国会把税率定死了，总统在外交谈判中就完全没有筹码，想降也降不下来。于是，1934 年美国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第一次授权总统在贸易谈判中有权“降低”关税。请注意，当时给的权利非常谨慎，只能降低，不能提高。
直到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才真正授权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加征关税。1974 年《贸易法》又增加了 301 条款、针对本国产业冲击的 201 条款，以及针对国际收支平衡的 122 条款（虽然此前从未被动用）。
我做这么多铺垫，是想说明：美国关税权的变迁，是从国会完全主导，逐渐演变为基于特定原因（如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给总统特定授权。但这些授权都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特定商品范围和法定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当特朗普想要征收全球性“对等关税”时，他发现现有的“工具箱”里没有一个工具是合手的。
溯源 IEEPA：收回权力的法案，而非无限授权的温床
翟志勇： 找不到合适工具的特朗普，最后盯上了 IEEPA。为什么特朗普喜欢用它？因为 IEEPA 的前身是 1917 年一战期间的《敌国贸易法》。那个法律规定了在战争期间，总统处理与敌对国贸易时拥有特殊权力。一战后该法没被废止，后来被总统们频繁使用，比如二战后对古巴的制裁。
到了尼克松时期，国会觉得总统权力太大了，不能随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动用《敌国贸易法》。于是国会制定了两个法律来“收权”：一个是《紧急状态法》，限制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另一个就是 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的立法初衷，是将总统在《敌国贸易法》下的授权收回来一部分，并加以一系列限制。它的核心是针对敌国财产进行制裁，如没收、扣押，而非征收关税。
这就是矛盾所在：特朗普选择 IEEPA，是因为只要宣布紧急状态就能行使权力，听起来很“好用”；但它“不好用”的地方在于，法律原文里确实没提到征收关税。对于当时的特朗普来说，他已经没别的法律可用了，只能“饥不择食”地选这条，至少还能在法庭上辩论一下。
法律的精细刻度：从政治博弈到司法案件
何必： 听了您的背景铺垫，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关键。第一，美国人对“税”真的是极其敏感。无论是个人被征收的所得税，还是国家层面征收的关税，税收始终是美国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度聚焦的锚点。相比之下，因为中国的税制大部分是间接税，普通人对于自己被征税的直观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我们在观察美国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听了刚才翟老师对美国关税相关法案及其权力演变历史的梳理，我发现我们今天往往习惯于从国际博弈的视角去理解关税——认为它仅仅是某种工具，政治人物想用时就拿出来，需要和解时就随手收起。但在美国日常的行政与政治治理过程中，关税的执行其实牵涉一系列复杂且严格的法律程序。它将一种宏观的政治行为转变为具体执行中一个个非常细致的法律行为，使得总统、国会甚至是最高法院都会被卷入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件事会以一个司法案件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刚才翟老师提到了这次判决的一个核心点：总统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而法律中的关键表述是“规制进出口”。那么，“规制”一词究竟该如何解读？它到底包不包含征收关税的权力？这成了案件判决中最重要的争议点。翟老师，能不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九位大法官各自针对这个争议点出具了怎样的具体意见？
“3-3-3”的裂痕：多数派意见与字面解释的逻辑
翟志勇：这次判决的结果是 6 比 3。六位法官认为 IEEPA 没有给总统授权征收关税，三位认为授权了。但这六位法官内部其实又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三位自由派法官，他们必然会反对特朗普的征税政策；另一组是三位保守派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特朗普任命的两位法官——格萨奇和巴雷特。
所以媒体会说“保守派内部出现了分裂”。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一共任命了三位法官，这次有两位投了赞成多数派的意见，没有支持他征收关税的主张。如果我们深挖判决书，会发现虽然结果是 6 比 3，但实际上法官分成了三组，形成了“3比3比3”的格局。
我们先讲“法庭意见”（Majority Opinion）。美国的法院判决与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是法官内部无论有何分歧，最后都会以一个统一的“合议庭意见”呈现。美国则是多数派法官的意见即为法庭意见，并由特定规则决定谁来执笔。这次是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亲自执笔。
多数派意见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第一大前提是：征税权握在国会手里。其次，既然你认为 IEEPA 做了授权，那你告诉我哪一条写了授权？你说“规制”二字代表了授权，但“规制”的字面定义里并没有提到关税。这就是最基本的字面解释——你说授权征关税，但法条里连“关税”两个字都没有。
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难道“规制”不应该包含具体的手段吗？具体的手段里当然应该包含影响进出口的关税啊。但法官给出了第三点逻辑，这非常具有说服力：美国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出口商品征收关税。
如果按照你的解释，认为“规制进出口”里的“规制”包括征税，那么由于“规制”的对象涵盖了“进”和“出”，这就意味着总统也有权对出口商品征税。但对出口商品征税是违宪的，所以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说“出口的部分不算，我只管进口”，因为法律文本中“规制进出口”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点解释其实已经足以解决问题，三位自由派法官也认为，有这一条逻辑就足够了。
“重大问题原则”：最高法院是否越了权？
翟志勇：造成三位保守派法官与三位自由派法官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罗伯茨在判庭意见中写了另外一个解释——“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这实际上是一种解释美国宪法的方法。宪法规定国会可以将很多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授权的用词往往是模糊的，存在解释空间。“重大问题原则”主张：如果国会要将一个重大的事项或权利授权给行政机关，那么国会一定会使用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进行授权。
征税属不属于重大事项？绝对属于。那么，如果国会要在 IEEPA 中授予总统征税权，它一定会明确写出“征税”，而不会把它含糊地包裹在“规制进出口”里。这是非常典型的法学家逻辑，也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宪法解释工具。格萨奇法官非常赞同这一点，甚至为此写了一份特别长的附随意见；而巴雷特法官其实并不太赞同在这个案子里动用这一原则。
三位自由派法官虽然赞同判决结果，却坚决反对使用“重大问题原则”来推导结论。所以这份 170 多页的判决书，大部分篇幅其实都在争论这些技术化、学术化的解释方法。
自由派法官的逻辑是：国会有权将权利授权给行政院，宪法并未禁止，且国会有权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授权。国会有可能就是想用模糊的表述，以应对未来复杂且不可预见的情况。因此，最高法院没有权利要求国会在授权时必须使用“清晰明确”的语言。
如果“重大问题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那就相当于最高法院变相为国会立法了——你以后授权时必须讲清楚，不能用模糊语言。在自由派法官看来，这属于最高法院越权，是在对国会指手画脚。
现实主义的抗辩：卡瓦诺的“非授权原则”
主持人：老师刚才解释了多数派内部的争论，那另外三位投反对票的保守派法官呢？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卡瓦诺吧，他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任命的大法官，他的反对意见又是什么样的？
翟志勇：反对意见以卡瓦诺为首。他写了一份非常长的反对意见，其中提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推翻了，那些已经征上来的巨额税款怎么办？这涉及到大规模退税的现实困境。
此外，基于这些关税，美国政府已经与许多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如果关税被撤销，这些协议还算不算数？卡瓦诺是从现实后果的角度考虑，认为判决必须考虑政策的确定性和后续影响。但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政客的考量，而非纯粹的法官逻辑。特朗普也因此对他大加赞赏，称他为“忠诚、爱国的法官”。
但在法理层面，卡瓦诺核心阐述的是他的司法理念——“非授权原则”。他认为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国会授权时该如何授权。在他看来，只有极少数涉及生命权、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事项是国会不能授权给总统的。除此之外，国会乐意授权什么都可以，包括征税权。只要宪法没明确禁止，国会完全可以把这些权利打包给行政机关。
基于这个基本原则，他开始从文本、历史和过往判例中寻找证据，试图证明 IEEPA 已经给了总统授权。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略显牵强附会。法庭意见也反驳了他的观点，因为从我们前面铺垫的美国关税变迁史来看，他的解释是立不住脚的。不过，他至少用了一套理论来包装他的想法，另外两位保守派法官也就顺势加入了他的反对意见。
撕掉标签：法官究竟对谁“忠诚”？
主持人：听下来感觉多数派里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更像是在进行某种高深的学术辩论，而以卡瓦诺为代表的反对意见，在个人感官上确实带有一种较强的政治色彩。
我们也知道，卡瓦诺在 2018 年的任命过程极其坎坷，长达 9 小时的听证会近乎羞辱，甚至涉及性骚扰指控，全世界都在关注。所以他被任命后，大家天然地觉得他就是“特朗普的人”。在判决出来后，特朗普和万斯（JD Vance）的反应也很剧烈。特朗普直接骂那些投赞成票的保守派法官“不忠诚、不爱国”，万斯甚至用了“无法无天”这个词。
反过来，一些自由派媒体也在欢呼，认为这一历史性判决表明保守派内部分裂了。其实两边在理解法官的价值倾向时，都带有了极强的党派色彩。在您看来，这种“法官倾向”与提名他们的总统、与民主党或共和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翟志勇：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也存在很多误解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由于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任何一位总统都一定会提名与自己政治理念接近的法官。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民主党总统会提名倾向于自由派理念的法官，共和党总统则青睐保守派。法官的过往判例和司法实践会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法官确实是有“党派倾向”的。
但第二个关键点在于：法官的党派立场与提名他的总统不能直接挂钩。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其核心政策立场是相对稳定的，但总统却是流动的。法官的政治立场具有连续性，他可能支持共和党的政策，但不代表他必须支持特朗普个人的所有主张。这就是法官的独立性。
所以，在大法官的词典里，不存在对提名总统的“个人忠诚”。特朗普现在的行政系统确实在塑造一种“绝对忠诚”，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大法官也该如此。但纵观美国最高法院历史，几乎没有哪位大法官会对提名他的总统保持个人忠诚。他们的判决即便支持了总统的政策，也是基于他们长久以来的司法理念，而非出于报恩。
第三点，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标签相对确定，但最高法院内部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当保守派法官占绝对多数时，内部往往会产生分化，一些人会为了维护机构的合法性或法律的稳定性，慢慢向中间地带靠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保守派大法官反水”的新闻，这恰恰是司法独立的一种体现。
动态平衡：大法官的“中间派”偏移与职业声誉博弈
翟志勇：以至于后来在保守派看来，他已经“叛变”了，变成了自由派。所以，大法官经常会形成这样一种偏移。比如说罗伯茨，在以前自由派法官占多数的时候，他是个典型的保守派；但当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增多之后，你会发现罗伯茨相对那些新晋保守派来讲，反而显得“自由”了一些。他有的时候会站在自由派这一面，从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慢慢地，法院会出现中间派法官，他在某些政策上可能会支持另外一派。这是一个可能的变化。
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大家其实很熟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这个终身制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只要他不退休，他可以干到死。只要他不主动退，对他而言是没有任期的。即便他年龄很大了、身体不好了，他也可以继续干，你也拿他没办法。确实，大法官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只要自己不犯错，总统拿他没什么办法。这一点赋予了他们极大的独立性。
而且，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大法官，面临的不止是法学界的评价，而是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评价：你在某一个具体案件中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那么，法官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呢？你能坐上这个位置，意味着你在整个司法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过往一定有无数精彩的履历，否则你坐不到这儿。而你过往的精彩履历，就是对你当下行为的一种约束——你不能在之前的无数案件中是这个立场，现在突然被特朗普任命了，为了支持特朗普就改变过去的立场。这是会被整个学术界、法学界所不齿的。
如果一个法官被整个法学界不齿，那他坐在最高法院的位置上会很难受。在美国这种体制下，任何判决出来，都有无数人盯着。如果有人说：“你看，这个人为了支持特朗普，背叛了自己之前的司法理念。”对法官来说，这是极重的指责。
他们经常谈论“司法理念”——你如何看待宪法，如何看待一系列法律。所以，评判一个法官有没有背叛特朗普、有没有效忠特朗普，或者是否有强烈的党派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他今天的判决，符不符合他过往一贯的司法理念。如果符合，那就说明他不存在党派意识压倒法律专业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戈萨奇。他当然是特朗普任命的，但你看戈萨奇过往的历史，他特别反对我们所说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在这一点上，他跟特朗普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所谓“行政国家”，就是整个官僚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他坚决反对的。
行政国家是怎么形成的？说白了就是立法机关偷懒，把大量的权力授权给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有了权力就能制定规则，自己执行，某种程度上还能自己裁判。戈萨奇特别捍卫立法权，认为立法权不能随便把权力让渡给行政国家。从他过往的司法理念看，他在这次判决中支持“违宪”结论，是逻辑自洽的——虽然他在“讨厌行政国家”这一点上跟特朗普步调一致，但特朗普讨厌行政国家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而戈萨奇讨厌行政国家是基于宪法原则，认为立法机关不能无限授权，必须对授权做严格解释。所以，这不存在背叛，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倾向。
法律意义上的保守：原旨主义 vs. 与时俱进
主持人：既然这些法官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倾向，针对目前的这些法官，您能不能分析一下：既然他们不是在个人忠诚层面上与特朗普深度绑定，那么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框架下，他们各自坚持的理念内容到底是什么？
翟志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大法官所谓的“保守”和“自由”，跟我们通常意义上讲“里根是个保守派总统”不太一样。我们要区分法律意义上的保守和政治意义上的保守。它们有交集，但并不完全一样。
法律意义上的保守派，通常会坚持对宪法做“原旨主义”（Originalism）的解释。也就是说，立宪者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要表达的原意是什么，我们要尊重那个本意。而不是说今天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为了适应当下的某种情况，对宪法做一个扩大性的解释。保守派是反对这种解释的。
相对的，自由派法官主张宪法要“与时俱进”。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有了新的需求，法律就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性婚姻。自由派支持同性婚姻，认为婚姻制度在当代应该发生变化；而对于保守派法官来讲，宪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你不能歪曲宪法原意，法官如果额外立法，那就有“代先人立言”的不合法嫌疑了。
堕胎问题也是如此。表面上看，这些法官反对堕胎，跟社会生活中的保守派立场一致，但在判决书中，他必须有一套法律说理。他的说理不能简单说“我反对堕胎”，那会变成一个很技术化的宪法解释问题：美国宪法到底保不保护女性堕胎的权利？
宪法原文当然没写这两个字。那就得解释“生命、自由”这些词。解释的争点在于：自由里包不包括对自己身体处分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会和另一个重要的权利——婴儿的生命权——发生冲突。保守派法官会回归到最初制定宪法时的语境：当时的“自由”包不包括这层含义？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就不能硬解释出来说它有。
所以，你看保守派法官的判决书，他如何进行法律推理，最终都会归结到解释方法论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而是法律方法。当然，因为这套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跟政治上的保守派重合，大家就会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在一些立场没那么黑白分明的中间案件中，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巴雷特。她是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但她最早被攻击，其实是因为她在之前有关特朗普的案件中投过反对票——她反对过特朗普的某些政策。虽然那会儿她是少数派，没能推翻政策，但她表达了不同意见。当时她甚至被特朗普的激进支持者（MAGA党）网暴，骂她“背叛”、“不忠诚”。
那是她刚被任命不久发生的事。按我的解释，这其实很正常：她在堕胎等问题上确实非常保守，但在其他案件中，她体现了法律人的另一面。法官首先是法律专业人士，“自由”或“保守”只是评判其专业行为的一个标签，关键在于他解释法律的倾向性。这种解释的后果会呈现在司法实践中，跟现实政策产生对应，从而让公众觉得你在“选边站”。
尽管今天大家都在用党派化思维考量判决，但至少这九名法官的行为，还是在各自的司法惯性里行动的。并没有说因为美国社会当下的极度撕裂，就彻底绑架了整个司法体系。当然也有人批评，说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占多数后，最高法院给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开了绿灯，因此法院也受到了很多抨击。但这一次，确实是特朗普在最近一系列案件中遇到的最大挫折。
司法克制：三权分立中的“压舱石”
主持人：听您刚才的讲述，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当下党争如此激烈的状态下，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司法端，似乎仍扮演着某种“压舱石”的角色。它足够稳定，无论是在制度保障还是法官个人角色上，都能在另外两权出现大幅波动时，保证国家方向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
尽管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显得更加“恣意妄为”，但这个案子判完后，他当天的反应是：第一，承认判决违宪；第二，但他还是要征税。他立刻换了一套方案，用了您刚才提到的《贸易扩展法》第122条来支持他继续征税。这意味着特朗普依然在宪法运行的体制框架内开展他的个人诉求。
很多人对美国司法权扮演“压舱石”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最著名的莫过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那是最高法院获得宪法审查权的开端。大家觉得从那时起，法院就获得了跟另外两权平起平坐、互相PK的权利。从法学史的角度看，美国司法权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吗？这种“压舱石”角色是怎么逐渐长成的？
翟志勇：大家往往认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最高法院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那个案子更像是一个“意外”，而且过程非常复杂，涉及1800年的大选。
这个“意外”甚至可以说是马歇尔大法官自己造成的。当时马歇尔既是国务卿，又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马伯里的委任状本来该由马歇尔发出去，结果他忙着准备第二天的总统就职仪式，在午夜前没发出去。下一任国务卿麦迪逊上台后就把委任状扣留了，马伯里才告到了最高法院。
按理说马歇尔应该回避，因为这事儿跟他直接相关。但他做了一个非常聪明且正确的选择：他判了同党派的马伯里败诉。但他通过这个败诉获得了一个更大的东西——解释宪法的权力。
他为什么判马伯里败诉？因为他认为马伯里起诉依据的那个《司法法》违宪。他的逻辑是：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只有两类案件有“初审管辖权”（州与州之间的诉讼、涉及外交使节的诉讼），而《司法法》额外授权最高法院可以针对政府官员下达强制执行令，这超出了宪法授权。
马歇尔说：“宪法没给我的权利，你法律给我，这是违宪的，所以我不要。”他把马伯里打发走了，让他去地方法院告。由此，他确立了“最高法院可以解释国会法律是否违宪”的原则。
但大家会误以为从此最高法院就“开挂”了。实际上，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最高法院都没再宣布过国会法律违宪，因为它那时的地位太低了。低到什么程度？早年的最高法院是在国会大厦地下室借了一间房子办公开庭的，连自己的大楼都没有。
往后的一系列案件中，法院也没什么权威。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战时期，林肯总统暂停了“人身保护令”。按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有权暂停，总统没有。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法院判林肯违宪。结果林肯根本不理，最高法院也拿他没办法。林肯照样执行他的政策，完全不“鸟”法院。
罗斯福的“讲武德”与最高法院的权威重塑
最高法院真正拥有今天的地位，其实要到20世纪了。罗斯福新政时期跟最高法院的斗法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法院最初在斗法中看似失败了，但它推翻了罗斯福的很多核心法案，比如《农业调整法》和《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气得要搞“填塞法院计划”（Court-packing plan），想把大法官从9个人增加到15个人，安插自己的人进去，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最高法院改革。当时罗斯福提出要“加人”：我要改到 18 个法官，我作为总统有权利提名 9 个支持我的法官。实际上，罗斯福当时之所以需要国会的配合，是因为最高法院推翻的本身就是国会的立法，国会对此其实也很不爽。但即便如此，国会觉得罗斯福这种搞法有点不太“讲武德”，并不是特别支持他。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有的法官去世了，有的法官突然转变了立场。所以到了罗斯福新政后期，最高法院转头开始支持整个新政政策。但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是跟总统“掰过手腕”的。
最高法院真正获得今天的地位，特别是这种极高的权威，光有地位是不够的——总统地位也很高，但总统没有那么高的权威，因为他的行政命令可能会被判定违宪。最高法院的权威主要源于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
主持人：这里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两个典型的案件？
翟志勇：当然，最有名的是我们都熟悉的、虽然最近被推翻了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涉及女性堕胎权的保护。还有一个同样有名的是“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这个案子涉及什么呢？当时美国南方搞隔离政策，主张“隔离但平等”。比如一节车厢，前面坐白人，后面坐黑人，这叫“平等且隔离”——虽然隔离开了，但大家都有车坐，坐的是同一辆车。学校也是如此，黑人有黑人班，白人有白人班，你上你的黑人学校，我上我的白人学校。“布朗案”就挑战了这种教育领域的“隔离但平等”。
最高法院最后裁定这种隔离违宪。当时判决下来后，南方政府拒不执行，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派出了国民警卫队去护送黑人孩子上学，那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
所以，最高法院后来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民权运动中通过大量案件支持了对权利的保护。再往后你会发现，但凡被社会公众所熟知的最高法院案件，基本上都跟民权、言论自由这些基本权利有关。
这背后还有一个复杂的逻辑：美国内战后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了“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两条原则针对的是各个州的立法。后来最高法院的很多判决，推翻的其实不是国会的立法，而是各个州的立法。无论是同性婚姻还是堕胎权，都涉及州权与公民权利的博弈。最高法院通过保护公民权利，介入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获得了今天这种“压舱石”般的地位。
特朗普时代的宪政危机：打破规矩但不违宪？
主持人：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体制的压舱石，但特朗普的出现是否造成了某种宪政危机？
翟志勇：我之前做过一个讲座，专门讲特朗普是否造成了美国宪政危机。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宪政文化”的角度来讲，美国显然陷入了危机。表现就在于，特朗普打破了许多之前的政治共识，也就是所谓的“不成文宪法”或“宪法惯例”，用中国人的话讲叫“政治规矩”。这些规矩虽然不在法律条文里，但大家过去都会遵守。特朗普不遵守，他打破了所有这些东西，但他并不违法，也不违宪。
大家会觉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比如他威胁要终止“出生公民权”，这虽然只是一个行政命令，但他就在那等着被告。他的策略就是：我就是要挑战这些成规，我知道我会输，但我不妨碍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共识的破碎，美国确实陷入了宪政危机。
但如果你从“硬杠杠”的法理标准来看，我当时提出了两个评判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如果国会通过限制总统权力的法律，特朗普会不会行使否决权？在征税案中，这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国会一旦把权力授权给总统，再想收回来就很难。因为授权只需要二分之一多数，但收回时如果总统行使否决权，国会必须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推翻否决。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由于共和党占多数，或者即便民主党占多数也很难达到三分之二，国会很难有效限制总统。
第二个标准是：特朗普遵不遵守法院的判决？如果他还遵守法院判决，那么美国就还没有陷入那种不可挽回的宪政危机。
我们看到，这次判决做出来之后，特朗普当天虽然签署了行政命令终止芬太尼和对台关税，但同时他也发了一个总统公告，表示要继续引用“122 条”来征税。特朗普会跟最高法院一直“纠缠”。他的策略是：你说我这个没法律依据，那我就换一个依据；你再告到法院，我走完所有的司法程序，如果你判“122 条”也没依据，我再换一个。
主持人：这么看，打个两三轮官司，他这任期也就结束了。
翟志勇：对，他的策略就是“先把钱收上来，先爽一把”。只要钱收上来，退不退、什么时候退再说。这种跟法院反复纠缠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宪政危机，但至少他在形式上依然在司法框架内运作。
1700 亿美金退税：法律上的必然与现实中的困局
主持人：既然特朗普在目前执行上还是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么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卡尔诺法官之前提到的那 1700 多亿美金关税，到底要不要退？怎么退？
翟志勇：是的，这个案子诉到最高法院时，很多人预测最高法院不会推翻原判，理由就是“没法收场”——钱都征了 1700 多亿了，还签了那么多贸易协定。
在判决书里，最高法院根本没提“退钱”的具体细节，因为它只处理核心法律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是不明确的。从法律上来讲，收税的依据都没了，这钱肯定是要退的。但在具体执行上，事情变得极其复杂。
你找谁退？找海关。这会分情况处理：
第一种是还在“清缴阶段”的税，即钱还没正式进国库，还在海关系统里，这种可能相对好退。但要注意，这种退税不是普遍性的，不是说判决一出，海关就挨个给交税的人寄支票。你不申请，是绝对不会退给你的。
第二种是已经进入国库的钱，这就会非常难。海关可能直接说退不了。如果不退怎么办？你得单独为此再去起诉，拿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依据，去打一个要求行政退款的官司。等你拿到胜诉判决，再去执行判决让政府退钱。
这个过程会非常费时费力，可能要花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甚至可能等川普都退下去了，这笔钱还没拿到手。
主持人：所以本质上就是“钱先收了用着”，下次什么时候退再说。
翟志勇：简单来讲：第一，从法律上讲钱要退；第二，从实际上讲并不是所有的钱都能退回去。
主持人：非常感谢翟老师。今天我们从特朗普关税案出发，回顾了联邦最高法院九个法官的派别归属、他们与特朗普的张力，也进一步理解了美国司法权的日常运作与关税权的成长史。
这些讨论帮助我们更贴近美国的现实，去理解那些大面上的新闻背后的内在逻辑。很期待翟老师以后继续和我们分享您的美国观察。再次感谢翟老师！
翟志勇：好的，谢谢戈壁，谢谢东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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