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昭和维新」背后的浪漫与黑暗
忽左忽右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本期主题 | 漫谈日本近代的战争记忆与“二二六”事件 | | 主要嘉宾 | 沙欣欣（《忽左忽右》发起人、作家，著有《暴走军国》） | | 主持/对谈 | 程衍樑 |
从九一八的“误判”到《暴走军国》
程衍樑： 各位听众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我是沙欣欣，这期我们的嘉宾就是沙老师，也就是我本人。沙老师不仅是我们《忽左忽右》的发起人和命名人，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最近他有一本新书要上市，名字叫《暴走军国》。
沙欣欣： 对，大概会在今年春天出版上市，出版社是东方出版中心。具体时间我还要跟编辑商量，年后印刷厂的状态我也还不确定。但这本书已经出现在他们的一系列书目当中了。
程衍樑： 你的上一本书是重印了刘瑜的那本，我也看到了。再往前是张明阳的那本《天命与剑》。你这本新书的全名应该是《暴走军国》，副标题是“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关于这个话题，你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兴趣呢？
沙欣欣： 我本身是历史学出身，但必须坦诚一点，我在学院的学习经历其实并不涉及日本史。日本史这块实际上是我长期以来的业余关注。因为我一直做中国近代史，跟日本的牵扯非常多。
大概在2010年前后，我写过一篇论文发在《历史研究》上，关于日苏在满洲的关系。当时的主题是从苏联的角度看斯大林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采取不干涉措施。感觉斯大林当时的反应很迟钝，放任了日本的做法。我当时的一个论点是，斯大林存在严重的误判，他认为“九一八”的性质跟前两年苏联和张学良之间的“中东路事件”是一样的，觉得关东军只是想教训一下张学良。
当时我的一些论据显示，苏联的情报网络在传递信息上出了问题，导致莫斯科产生误会。等到1938年初斯大林回过神问起来时，已经木已成舟。从那个时间点前后，我对日本近代以来尤其是跟战争有关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资料收集和话题关注也开始深入。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渊源。
1936年2月26日：震动东亚的清晨
程衍樑： 我们这期节目上线时是2月24号，再过两天就是2月26号。这个日子在你写的书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对整个东亚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年应该是它的82周年（注：以1936年计）。
沙欣欣： 对，1936年，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二二六”事件是我这本书里一个非常重头的部分，也是贯穿全书的线索。这本书的写法不太一样，第一章是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的。我们知道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在8月14号前夜，日本国内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一帮不愿投降的青年军官企图劫持天皇，拒绝《波茨坦公告》。这次政变实际上是对“二二六”的重演，当然最后也失败了。
后来日本有很多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半藤一利写过一本《日本最长的一天》，还拍过新旧两版电影。这个事件的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二二六”。
程衍樑： 要不沙老师先给听众简单介绍下，1936年2月26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沙欣欣： 简单来说，当天驻扎东京的日本第一师团的一批青年军官，率领一两千人的部队发动政变。他们的目标是刺杀当时的“重臣老臣”。比如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他曾任央行行长，是日俄战争筹措军费的功臣，在国际上兜售日本国债）。
“二二六”是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兵变。一些高官被当场杀害，比如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等。冈田启介的妹夫也被杀了，其实是躺枪，因为他被叛军误当成了首相。冈田本人躲在佣人的壁柜里，他妹夫出去看情况时，为了救姐夫，干脆承认自己是首相，结果被杀。
整个事件持续了四天。由于昭和天皇坚决平叛的态度，加上陆军内部反对力量强大，最终以叛军自动撤回营地告终。
所谓“家丑”：陆军部的暧昧与掩盖
程衍樑： 这四天里，这一小撮人占领了办公地点和官邸，直接开枪射杀或斩杀。他们也占据了陆军省、警视厅等基要部门。我好奇的是，一般的东京市民能感觉到国家在发生军变吗？
沙欣欣： 能感觉到。事件发生后立即戒严，镇压部队把整个区域包围了。如果你看地图，政变区域集中在现在东京中部偏南，即皇居以南的永田町、霞关一带。这是日本政治的中枢。打个比方，如果在伦敦，就是占据了西敏寺一带；在华盛顿，就是从白宫到国会这一块。
事件刚发生的一两天，陆军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虽然老臣被杀，但怎么收场是个大问题。头两天陆军甚至不把这支部队称为“叛乱部队”，在内部文书中称之为“行动部队”。为了掩盖真相，他们对民众说是“大型演习和戒严”。
直到最后两天，出于天皇本人的压力以及海军的介入，陆军才不得不采取坚决平叛的态度。调集大军包围，发出“下达归营命令”的传单。最终，起事的军官主动投降，事件落幕。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片段，更是日本近代以来“下克上”文化的集中体现。
永田铁山与“皇道派”的激进幻想
沙欣欣： 在“二二六”之前一年，还发生过“相泽事件”。一名“皇道派”军官冲进陆军省，挥刀斩杀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永田铁山是当时“统制派”的大脑，也被称为“日本陆军的大脑”。二战后很多日本的战略构想都是以他的思想为范本的。
程衍樑： 可以补充一句，很多听众听过日军的军中大脑石原莞尔。永田铁山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石原莞尔的老师或大哥。
沙欣欣： 对。永田提出过一个核心观念：日本要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前提是防备与英美开战，但日本本身没资源，必须去中国大陆获取国防资源。这个逻辑一步步导致了后来的侵华。但他的前提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推动。
与之相对的“皇道派”想法更激进。他们认为应该彻底推翻明治以来的内阁制。虽然当时的内阁制有议会和选举，但议会权限很弱，无法统一军队。当时所谓的“宪政常道”全靠自由派元老推荐首相。
“二二六”的一个潜在受害者元老西园寺公望，因为威望太高，名单最后把他撤掉了。而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虽然遭到暗杀，但侥幸未死。九年后，他成为了日本的“终战首相”，也就是军国日本的最后一任首相。
北一辉：从同盟会战友到“人民的天皇”
程衍樑： “皇道派”如果不想要现行的内阁体制，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沙欣欣： 他们想彻底推翻一切。听上去很法西斯。他们的思想渊源是北一辉。中国人可能更熟悉这个名字，他当年曾是孙中山革命的战友。
北一辉曾想成为一个中国人。他追随孙文革命，但他最钦佩的是宋教仁。宋教仁被暗杀后，北一辉调查认为孙文是幕后黑手，从此对孙文态度大变，认为孙文背叛了革命。后来日本领事馆强令他回国。
他为什么倾心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只有中国革命成功，黄种人才能自强。但目睹民国初年的乱象后，他极度失望，转而致力于日本国内革命。
他在20年代写了著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要做“人民的天皇”。他主张打倒天皇和人民之间的权位阶层、官僚阶层、财阀阶层，建立天皇与人民的直接联系。
程衍樑： 他具体希望天皇怎么做？
沙欣欣： 当时日本老百姓基本一辈子见不到天皇。北一辉构想天皇亲自主导政治，倾听民间声音，建立直接管道。他的大纲甚至写过：超过一定数额的财富必须充公，“均贫富”。所以很多人把北一辉定位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北一辉：徘徊在激进学说与“保护费”之间的阴影
嘉宾： 你可以发现，北一辉想要建立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制。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跟法西斯主义做一个对照，但问题在于，他构建的东西最初更多只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构想。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信奉这套学说，并采取了极端行动。
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政治暗杀和政治恐怖行动层出不穷。比如第一任所谓的“民选首相”，也就是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首原敬。他在大正末期上台，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众议院多数党首相。当时西园寺公望推荐这种所谓的“宪政常道”制度，原敬当选后大概没两年，就在东京车站被暗杀。
从那时起，针对政客、财阀的一连串暗杀行动就开始了。这些力量来自各个层面，但很大一部分人是信奉北一辉学说的。后面也有人研究过北一辉的“黑历史”：他一方面高喊要打倒财阀、打倒官僚，要把权贵拉下马；但另一方面，他暗地里也会拿很多财阀的钱。从财阀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给这种人钱？他的学说明明是要打倒你们。其实这带有一种交“保护费”的性质，北一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像黑恶势力。对于财阀或权贵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保险。他们觉得：我交了保护费，这帮激进的青年愣头青是不是就不会来杀我了？
程衍樑： 北一辉身边确实围绕着很多流亡的亡命之徒，或者下级军人。他这套东西是有组织的吗？
嘉宾： 像头山满那种是有组织的，但北一辉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组织，更多只是追随他思想的青年。比如他有个弟子叫西田税，西田税又影响了后来参与“226事件”的那批青年军官。
这批军官当时的口号有两个：一个是“尊皇讨奸”，这个我们很熟悉，本质就是“清君侧”，所以他们要杀的都是那批老臣；第二个就是“昭和维新”，他们想通过维新的方式，把北一辉那套理想付诸实施。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批青年军官虽然目标看似具体，但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他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政治蓝本。你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具体目的是什么？他们只有一个破坏的计划，却没有建设的计划。他们当时唯一具体的诉求，是想找当时皇道派的精神领袖真崎甚三郎大将出来当首相——而真崎当时在派系斗争中失利，已经被强迫退役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清晰的目标。所以说，这完全是一场由理念驱动的政变。
强军权与弱政权：明治宪法下的“无责任体制”
嘉宾：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中国的听众可能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境：北一辉、他的信徒以及“226事件”的参与者，他们推动事变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天皇能够“亲政”，但昭和天皇本人却非常不愿意。
昭和天皇在晚年曾说过，他一生只认真的推动过两件事：一件是摆平“226”，另一件就是宣布“终战”。这要从明治以后的日本政治体制说起。明治宪法里规定的所谓“立宪君主制”，实际上是一个“强军权、弱政权”的结构。它跟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完全不同，它是“实权君主立宪”。
天皇握有巨大的权柄，他不像英国君主只是单纯追认内阁的决议。明治宪法框架下的天皇是要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这更接近普鲁士宪法。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军队的统帅权直属天皇，不属于内阁。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中事务。
程衍樑： 所以日本有个很奇怪的战时体制叫“大本营”。
嘉宾： 没错。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成立直属天皇的军事机构“大本营”。海军省、陆军省的参谋长或大臣是直接向天皇报告作战计划、进攻方式和军事编制的，原则上他可以不通告总理大臣。在大本营之外，只有一个所谓的跟内阁协商的会议。这种体制导致军队体系完全不受内阁管辖。
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如果天皇是一个强力介入的人，他能保证军队不受政治干扰；但坏处是，如果天皇是一个弱势或被动的人，军部就会彻底暴走。从这个角度看，裕仁（昭和天皇）当时算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天皇。
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大正天皇，也就是昭和的父亲，脑子不太正常，精神上有疾，导致大权旁落，天皇无法站在行政第一线；第二是明治体制到了30年代已经运转几十年了，形成了一套政治惯例。即便天皇不直接干预，官僚阶层也能自行运转。
这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结果。西园寺公望这批自由主义者一直给昭和天皇灌输一种观念：你应该学习欧美的宪政常道，学习英国王室，不能直接干预政治决策。昭和天皇战后为了洗白自己，也一直说：“我从小接受西园寺的教导，认为立宪君主不该干预决策，我只能追认或者提出疑问，但不能主导。”
结果就是，20年代以后的日本政治体制成了一种“无责任体制”。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天皇不管事，大家都没有最终责任。近卫文麿曾在回忆录里抱怨，说“陛下”对重大的军政决策从来不做清晰表态，给出的理由是要学习英国式的宪政。近卫认为，日本宪法体制跟英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实权立宪”，很多事情需要天皇乾纲独断。这是一个悖论：西园寺公望想把日本推向西方式的君主立宪，结果却导致了军部的暴走。
农村的牺牲与被“九一八”诱发的暴走传统
嘉宾： “226事件”本身，我个人觉得它是明治以来日本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中国人谈论近代日本，往往觉得它是一个彪悍的侵略者，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下，国内普遍弥漫着一种“弱者心态”。这分为两个层面：对外，日本民众和政界普遍认为自己在国际上被英美强权欺负。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强了，但你们不给我们国际地位。华盛顿会议限制我们的军备，你们到处搞殖民地，凭什么我不行？”这种想法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一脉相承。他们对限制军备的国际规则非常反感。
对内，日本当时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其代价是广大农村遭受了掠夺性的衰败。就像做原始积累时要把农村牺牲掉一样，日本东北部农村的贫困状况非常严重，整个国家陷入了贫困化。大量劳动力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农村被抽干了。甚至当时日本农村卖儿卖女的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226事件”的一个很大口号就是针对这种贫困化。这给了叛乱军官一种道德合法性。他们说：“就是你们这帮权贵擅权，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国际上被欺负，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百姓生活惨淡。这不造反能行吗？”
程衍樑： 这些青年军官真的有农村背景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并不属于那个阶层？
嘉宾：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农村阶层。比如当时最大的一支起义部队，安藤辉三的连队，他父亲是庆应大学的教员，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正因为如此，这批人会赋予自己一种极高的道德期许，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为了平民百姓挺身而出。
中国在看这段历史时，经常把“226”看作军国主义思想在军中爆发的节点。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它其实有很多偶然性。当时军部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已经到了临界点，皇道派开始失势，重要人物被强迫退役。皇道派除了少数高层将领，绝大部分是中下级青年军官；而统制派相对精英，往往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刀组”，比如永田铁山。他们更精英化，觉得皇道派那帮莽夫是不行的。
程衍樑： 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这些人都是陆大出身，参加过一战，见过世面。
嘉宾： 没错。这就是“九八五”和“二一一”的区别，大家虽然都是大学生，但状态不一样。起义军官身上既有左派色彩，又有一种微妙的反精英、反权贵色彩。
我看过一些士兵的回忆录，非常有意思。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士兵根本搞不清楚这个旗帜是要干嘛。安藤辉三跟士兵对话，说日本民不聊生。士兵反问：“安藤队长，你每天讲农村很苦，你去过农村吗？你知道农村到底惨成什么样吗？”问得安藤哑口无言。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态。
雪落而明治渐远：一场理想主义的仓促谢幕
嘉宾： 导致“226”爆发的直接背景有两个。第一是人事斗争，皇道派觉得再不殊死一搏就彻底黄了。第二是1935年皇道派军官斩杀了永田铁山，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到了1935年底，日本总参谋部发布调令，要把第一师团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常驻东京，属于警卫部队，从未被移驻过。这道调令让青年军官们感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再不发动起义，就要被送去中国东北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详细的政变计划，因为是在仓促之下决定的。
还有一个政治背景：1936年2月20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周，众议院进行了一次大选。当时内阁被投了不信任案，提前解散。结果传统大党惨败，席位掉了一半。这反映出当时日本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觉得你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虽然看起来民主化了，投票范围扩大了，但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而军国主义带来的那种“国家自豪感”，比如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给民众带来的体验更直接。
再加上从“九一八”以来，日本军队内部就有一种“下克上”和“暴走”的传统。起义军官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他们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和当年的关东军没区别。事后追究他们的罪状是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他们的逻辑是：“关东军私自行动，天皇非但没怪罪，还加官晋爵。只要我们一颗红心向着天皇，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程衍樑： 这种给自己寻找合法性辩护的心态，最终在1936年2月26日那个大雪之夜爆发了。
嘉宾： 那是日本百年来罕见的大雪。有一句俳句叫“雪落而明治渐远”，你可以把它理解为“226”当晚的那场雪。
普通士兵在出发前根本不知道要去干嘛。安藤辉三带领连队出动时，只说去参拜靖国神社，走到半路才说要去首相官邸、去陆军省。很多士兵走到半路才发觉：哎呀，这不跟战国时代织田信长被部下背叛一样吗？“敌在本能寺”。
起义军官写了一篇《崛起趣意书》，是用那种半文半白的古文写的。我看过一些底层军士的回忆，他们根本看不懂那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太脱离群众了。你想想，对于来自农村的普通士兵，这种煽动性话术完全失效，还不如“打土豪分田地”直观。
这就是这批军官的特点：一帮理想主义的愣头青。
程衍樑： 它是这样写的：“从窗外透明的地方，看得见雪片像巨大的漩涡一样从天空中流过。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景象，我在心里想着。然而这种记忆只是不可思议的幻觉吧？可是我有一种预感，从今往后，这扇冰冷的白色窗户就要作为我生命的记忆，伴我一生了。这是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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