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书店终归是一门生意
忽左忽右
| 维度 | 内容 | | :--- | :--- | | 节目名称 | 忽左忽右 | | 对谈嘉宾 | 肖海明（旅美学者）、沙志明（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 | | 主持人 | 程衍樑 | | 核心话题 | 双城书店记忆、学术训练与写作的“准备陷阱” |
那些年我们在北京“淘书”的日子
程衍樑：肖老师，上一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科幻小说方面的话题。这期我们可以聊聊经验范畴领域的内容。您在世界各地经常去逛书店吗？有没有“淘书”的兴趣和爱好？
肖海明：我之前在北京。你在北京的时候，有逛书店的习惯吗？
程衍樑：肯定会去逛，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买“头版书”的概念，毕竟当时还是研究生，比较穷，买不起。
肖海明：在北京的时候，的确会去。比如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学校里像“野草”之类的便宜书店。离万圣书园也很近。但是万圣我去过很多次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你经常去逛，但真的想要下手买的书，其实好像并没有那么多。
据我观察，北大的人除了逛学校里的野草书店之外，还会去成府路上，万圣斜对门的豆瓣书店。豆瓣的老板好说话，会帮你定书，而且便宜，大家常去那个地方。再就是中关村图书大厦，大家也经常去，比如去那边逛街的时候，女朋友去逛，我就去中关村图书大厦。
在北京的时候，我是从2004年待到2011年。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时间跨度。
程衍樑：在你们读大学的时候，书店的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肖海明：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是学文学的，可能我会从自己的专业来考量。我当时觉得万圣那个地方太“社科”了，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圣的文学类书真的不太行。
所以那个年代，我买书其实去豆瓣书店多一点。至于北京的文学类书店，我倒是没怎么关注，电影类倒是可以。比如库布里克书店，电影、艺术类的书店在某种程度上会比文学类更显眼。文学类到现在感觉在哪都很边缘。
20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想当诗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是真的全民写诗。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开玩笑的消息，我说在陈丹燕还是扎剑英的书里看到过，80年代初上海的文艺青年有句口号叫“上海有6万人写诗”。那个人口比例，真的是气吞江海。但是80年代结束后，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上海的读诗人口也是6万”。
上海书店往事：从福州路到季风书园
程衍樑：今天我们在座的还有沙老师。沙老师本身就在上海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你的读书生涯跟肖老师大致也有一个重合的阶段。据你回忆，你在上海的学生时代，去书店是什么样的情况？
沙志明：上海的话，我学生时代就更早一点。我读中学、高中的时候，福州路去得比较多。那时候的福州路，上海书城可能还没盖起来，或者还没到现在的规模。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福州路河南路口有一家科技书店，会卖一些原版的外文书。另外因为当时刚开始玩电脑，那边也卖很多跟电脑有关的书和软件。
同时，福州路还有外文书店，能看到一些别的地方很少见的书。还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福州路上当时有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
后来读大学以后，我去复旦附近的书店比较多。一个是鹿鸣书店，很有名，现在也还在。另一个我经常去的是复旦南区那边的庆云书店。庆云专门卖打折书，而且是一些非常奇怪、小众的打折书。在那里可以讨到一些平时在外面看不到的书，价格非常便宜，翻一翻很有意思。
我还记得复旦那边还有像“志达”或者“金氏书局”这类的小店。但我印象中——可能不一定对——复旦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类似于万圣书园那样，能够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让大家没事去坐坐讨论的地方。
程衍樑：大家那时候也不会专门去万圣讨论吧。其实去得最多的可能是北大南门外的快餐店。在快餐店里“共商国事”。因为当时北大南门有一家城隍庙小吃，开到晚上三点，这很重要。
沙志明：上海的书店，还有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季风书园。这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最早是在陕西南路地铁站，后来有一段时间扩张得很厉害，在上海大概有七八个分店，后来陆陆续续关掉了。
那段时间是不是大家都认为书店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前景？其实九十年代末，当只有新华书店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说“书店快不行了”。觉得书没有人买，大家都看电视或通过别的途径获取消息，没必要看那么多书。
但话又说回来，我记得两千年左右去成都的西南书城，整栋楼都是卖书的。周末能看到好多好多人，一整天就坐在那看书。但是大家不买，可能这也是导致书店经营困难的原因——只看不买。
像季风这种书店，后面更多是以提供公共活动空间而知名。2010年的时候，我还去陕西南路店做过一个小讲座。当时有个组织叫“读品”，那个时候非常活跃，我被拉去做过活动。
后来季风从陕西南路搬出来，其他店也开始收缩、关闭，原因各异。我个人的看法——季风的粉丝不要拍我——我觉得季风的选书和运营，未必是特别精美的。尤其是到了它的晚期，选书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虽然有些沪上文化名流会说，每次看书都要去季风，它能指导我阅读的方向，但我个人实在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最后几年，我去季风逛的时候，偶尔能看到一些旧书，可能是很多年前出版的，可以“拾遗补阙”把它买掉。但你说它在那里指导你的阅读方向，我反正没有这种感觉。
书店的专业化与公共空间
肖海明：万圣也会做一个推荐榜。就在他们二楼结账柜台处，一直会换。但我真的很少去看推荐榜上的书。我去万圣买书，买得最多的还是进门一楼下面打折的地方。
那个打折区的书都很奇怪，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有时候会有种奇怪的落差感：你会发现这种书当年居然还有人写过。而且那里卖得最便宜。
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因为学校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地方很小，就那么几个书店。学校中间是自营的图书店，卖学生课本，也卖各种书。一般不打折，我不怎么买。但我会去看他们的陈列。因为店员对各个学科最近的动态非常了解，谁是最著名的大佬，他们门清。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快速更新知识储备的场所。看一眼陈列，就知道哪个大佬又出书了，或者哪个新领域出了几本重要著作。这种基于专业性的书店陈列，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沙志明：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英文书的关系？中文图书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做，现状如何呢？
肖海明：也不一定是因为语言，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学书店”。比如日本的书店业。不管是民营小书店还是大型连锁书店，你去看它的店员非常有意思。他会挂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负责某某部分的”，或者是“我擅长社科类”或“我擅长文学类”。
这意味着你可以去问他：这个领域最近有哪些新书进来？他会给你推荐，帮你做指导性的工作。我觉得这很有必要。书店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部分像公共图书馆的功能，给读者做阅读辅导。
另外，关于书店专业化的问题。我小时候觉得专业书店的概念还比较强，现在除了党建书店，好像没什么专业书店了。这可能是被市场逼的，如果真的开一家只卖回忆录的书店，销量怎么维持？店怎么生存？
程衍樑：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开一个“小而怪”的专业书店，说不定是可以做下去的。比如在音乐学院附近就有一家很小的书店，两个人运营，只卖琴谱和音乐相关的书籍。这就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讲的城市理论：只要人口基数够大，再奇怪、再小众的爱好，也总能找到生存空间。
在新英格兰的二手书店偶遇庞德
程衍樑：你在国外读书时，会去当地的书店或市政图书馆寻找中文材料吗？
肖海明：线下的中文材料基本找不到。我念书的地方布朗大学所在的普罗维登斯，虽然号称是新英格兰地区第二大城市，但全州人口也就一百万左右，市区很小。
我们那儿大概有三家特别好的二手书店。我经常去，虽然刻意找找不到，但有时能碰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在那里碰到过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写的一本关于中国汉字的小书。
庞德是对中国文化特别痴迷的诗人，虽然他自己不会中文，但他对中文有一种热忱的爱好。他出过一本小册子讲汉字，翻译过李白、翻译过孔子。他在二战后因为支持墨索里尼被关在监狱里，那时候他在狱中翻译了《论语》。庞德翻译的《论语》很好笑，因为他不懂中文，是看着字典翻译的，很多解释完全是靠脑洞大开翻译出来的。
博士生涯：每周一千页阅读与“搬砖式”写作
程衍樑：在研究生时代，你通常一天的学术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肖海明：美国的博士培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课。那里的基本训练阅读量非常大。第一年我们要上四个研究生的研讨课（Seminar）。平均下来，如果老师“手黑”一点，一周的阅读量可能会到一千到一千两百页；平时也是在六百到八百页左右。
程衍樑：是周阅读量？
肖海明：对，周阅读量，而且全是英文。那时候就忙着阅读、上课。期末的时候，要在最短时间内交出四篇高质量的学期论文。
考完资格考试（Qualify），开始写论文之后，时间会稍微放松一点，完全由自己安排。我当时的流程是：早上起来吃完饭，先简单浏览一下当天的媒体资讯，像《纽约客》之类的，当做热身。
状态找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专心地写东西。这个时候我会彻底切断与世界的接触，进入“Tune off”状态。但这种专注力撑不了太久，我一般以五十分钟为一个Session。每天写三个Session，剩下的时间就不可能再产出什么东西了。
下午我会再看点书、做笔记、做研究。晚上可能再看点别的东西。这就是我最后冲刺阶段的日常，非常有规律。
程衍樑：我很奇怪，你在写论文时，是基于前期大量阅读后已经有了清晰思路，只是把文字“输出”出来；还是在写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再去查资料？
肖海明：写博士论文最后其实是一个需要学会平衡的过程。刚开始写时，你会不停地打断自己，觉得这个要查一下、那个要查一下。但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这样不行，因为这样你没有产出量。
写博士论文就像盖房子，必须先有砖头。你每天写下的碎片其实就是“砖头”，最后才去拼装。我是觉得，并没有所谓的“语言之外的观点”。所有的想法在写出来以前都不算数，你脑子里的逻辑必须经历“被写出来”这个事实的检验。
学术系统里有很多人，聊天时头头是道，但一落笔就完蛋了。这种人其实挺多的。写论文跟开发软件一样，期待做出一个“完美设计”后再动手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先干，然后不断修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需要熟练度的技能。
警惕“万全准备”的陷阱
沙志明：这确实是一个技能，必须要上手、要熟练。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曾说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她年轻时当记者，在美国结识了一位老太太。她认为这位老太太是对保加利亚近代政治研究最深的人。
这位老太太花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做卡片。塔奇曼认识她时，老太太已经七十八岁了。她一生都没写出任何专著。塔奇曼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把你掌握的这些知识总结出来？全世界可能没人比你更了解保加利亚了。”
那个老太太回答说：“我觉得我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多。”
肖海明：这就是文科博士最容易陷入的陷阱。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自律和职业习惯，就会陷入这种无限准备的黑洞，永远出不来。
很多人并不是没有纪律性，而是心态有问题。他们觉得必须“准备万全”后再动笔。但相信我，你永远不会有“准备万全”的那一天。不要等想得完美了再去写，先动笔，让思想在文字中成形。
学术研究的平衡：在旧时代与现代压力之间
嘉宾：我记得塔奇曼（Barbara Tuchman）讲过的很多故事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关于心态的问题。我当时毕业时，导师给我的限制就是：我们已经不再身处旧时代了。那不再是一个人可以花三十年读一本书、写一本书，然后博士毕业的时代。现在的压力在于，你需要学会平衡。因为现代研究大多不是在创造全新的理念，前人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你只需要做到合适的量，让逻辑看起来合理，比前人多出“一层”就可以了。
程衍樑：甚至不是多一层。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能往前脚尖挪动一厘米，就算很好了。
嘉宾：确实如此。
程衍樑：我很好奇你在美国读书时的经历。你提到布朗大学所在地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是个很小的地方，那你对当地或者周边的书店有什么印象？你在北大也读过书，对比北大周围的文化氛围，美国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从Borders的倒闭到哈佛广场的独立书店
嘉宾：我在美国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唯一的连锁大书店Borders倒闭了。那不是Barnes & Noble，而是Borders。它在当地Mall里的店面关门后处理家具，我和室友还专门跑去买书架。那黑色Logo的Borders倒闭，是我与美国连锁书店的第一次接触。
至于其他的连锁书店，像Barnes & Noble我基本不去。我去的更多是偏独立的书店，因为当他们选择深耕某个具体市场时，做得相对更好。连锁书店试图包罗万象，对我来说缺乏吸引力。因为我们离波士顿很近，我常去哈佛上课。在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有好几家书店，我常去一家叫Raven的书店。老板是个左翼，选书偏左，但有很多文学经典和非常棒的二手书。
杨一：如果你去哈佛广场，要注意那里有两家店容易搞混。一家叫Harvard Book Store，那不是哈佛的官方大学书店；官方的店叫Harvard Co-op。
嘉宾：对，我偶尔会去Harvard Book Store地下的二手书区，但体验不算特别好，所以还是去Raven更多。去纽约的话，肯定会去Strand。它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认为的“理想书店”：规模极大，号称有“一英里的书”（One Mile of Books）。店外的小推车上一美金一本随手挑，其实能淘到极好的东西。我曾在那淘到过早期的艺术画册，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版本，而是五六十年代的高清大开本。它下面有专门的古籍书部，二手书和古籍是分开的。虽然叫“古籍”，但有些书其实卖得很便宜。
社交空间还是专业书店：中美日的业态差异
程衍樑：像你提到的波士顿这些书店，它们有社交功能吗？
嘉宾：真的没有。美国那些地方的书店非常纯粹、专业。有些店会顺手卖咖啡，但不会像国内这样，把书店做成以卖咖啡为主、书只是装饰的“地标型”空间。
程衍樑：国内这套模式是从哪来的？感觉是从台湾诚品书店传过来的。
嘉宾：其实日本的书店也极少看到在里面卖饮料。即便有，也是非常大的连锁书店分出半层做咖啡，一般的书店基本只卖书，最多卖卖明信片或帮本地艺术家卖几幅画，没有吃喝，也没有沙龙。
杨一：美国书店更倾向于组织作家的Reading（朗读会），用作家来做新书宣传和签名会。比如Peter Hessler（何伟）以前就在Harvard Book Store做过新书交流，那更像是一个主旨演讲加提问环节。
嘉宾：日本的书店则喜欢搞定期的小型展览。我年前在大阪的丸善书店（Maruzen），正好碰到手冢治虫的展览，卖全集和周边，还会展示原稿。但小型独立书店依旧是非常正经地只卖书。
杨一：但从商业角度看，国内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种“沙龙+咖啡”的模式非常成功。连许知远都说，单向街卖得最好的其实是简餐和咖啡，收入占了一大半。是因为书卖得不好吗？
嘉宾：中国相对而言，公共空间比较匮乏，书店便承担了这种角色。而在美国或日本社会，其他空间已经承担了社交功能，书店没必要再做这些。
书店终归是一门生意：内山书店与社区认同
程衍樑：哪怕是日本或美国的小书店，光靠卖二手书能维持吗？
嘉宾：挣大钱估计没可能，但维持下去问题不大。我讲个故事，我以前住的地方楼下有一家二手书店叫Paper Nautilus。那地方不在市中心，但几条街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商圈。我要毕业时，房东因为预期涨房租想把书店赶走。当时大家知道书店要搬，周围的邻居都自发帮店员收书、想办法。
大家觉得房东脑子有问题，因为旁边一家珠宝店也因为同样原因搬走，结果空置了两年都没租掉。最后在社区街坊的牵线下，书店往下挪了五十米，搬进了原本开披萨店的空房间。它完全融入了社区，大家会觉得：同样的书去亚马逊买可能便宜五块钱，但那不过是两杯咖啡钱。为了让社区里留着这家店，大家会有意识地光顾自己的社区书店。
杨一：日本的图书市场和中国有个巨大差别：它的新书在网上是没有折扣的。这似乎是一种国家政策层面的保护主义。再加上全民阅读习惯和出版业态的多样性，书店才能生存。比如东京的神保町，虽然以旧书店街闻名，但像三省堂这种卖新书的大零售书店也活得很好。
嘉宾：神保町的细分程度非常惊人。有专门卖艺术书的，也有专门卖欧美英文原版书的。我见过一家店，有一整个架子的书全是关于“恶魔学”（Demonology）的，从魔鬼传说到撒旦崇拜的历史研究，英文法文都有，看呆了我。
杨一：如果对中国题材感兴趣，东京有两家著名的店：东亚书院和内山书店。内山书店原本在上海，是内山完造开的。后来他鼓励弟弟在东京也开一家，结果上海的店没了，东京这家反而保存了下来。去年是它创业一百周年。
嘉宾：内山书店非常有意义，店里满是鲁迅的照片，甚至还有专门介绍鲁迅的专柜。更有意思的是，收银台还会卖鲁迅生前爱喝的宇治日本茶。但内山完造在回忆录里始终坚持一点：书店就是生意，他首先是个生意人。我们现在谈书店，往往附加了太多情怀、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搞得苦哈哈的。其实脱离了生意谈情怀，这种业态是不长久的。
伦敦的二手书文化：从牛顿手稿到狄更斯的“起点中文网”
嘉宾：刚才聊到维多利亚后期的小说，伦敦的书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的二手书分层做得极其专业。有那种“古籍殿堂”级别的，卖的是牛顿的手稿或第一版著作，动辄几千上万英镑。
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收集“现代首版”（Modern First Editions），也就是19世纪往后的首版书，价格在几十到两百英镑之间。
程衍樑：这种对首版的热情从何而来？
嘉宾：我是做文学研究的，非常在意版本。同样的小说，版本不同，故事可能完全不同。比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版和1832年版基本是两个故事。
另外我也好奇当时人的阅读体验。你看回忆录说某人一下午看了一本两百页的书，你会奇怪怎么读这么快。等你买了19世纪的原版书才发现，那时候字号大、行间距大、留白多。像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现代版本印出来很薄，但首版能印出三百多页。
我还收集狄更斯的小说。狄更斯的首版买不起，但我买得起他当年的“周连载本”（Weekly Parts）。那时候书很贵，普通劳动人民买不起整本书，就几个人凑钱买每周连载的一小册。所以说，狄更斯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起点中文网”大佬，不停地挖坑。
跨国淘书：从印度图书馆到台湾二手书市
嘉宾：国内一直缺乏一个系统化的二手书业态。我最早养成淘书习惯是在五道口，当时想看英文原版，图书馆里全是七十年代那种破旧的内部翻译版。后来听学长说金五星服装市场有人卖国外运回来的旧书，我竟然在那里买到了全套的《丘吉尔回忆录》原版精装，只要五块钱一本。
杨一：我有同事去印度淘书。殖民时代在那留下了大量英文书籍。现在的Internet Archive上有很多重要的扫描源就是印度各大公共图书馆。印度的新书在亚马逊上也是全球最便宜的。
嘉宾：台湾的二手书经验也很奇特。我有些绝版的繁体书，是通过Google搜索引导到台大对面的一些小书店才找到的。台湾的二手书市场是两岸三地的集合点，你能淘到台湾本地书，也有大量从香港和大陆流过去的。台大周围那一圈二手书店，成了学者们非常方便的交流渠道。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在大陆大火的台湾作家，他们当年的书在台湾其实非常不起眼。比如龙应台，当年的开本非常小，印刷普通，放在书架上一点也不吸引人。但当你看到后来《野火集》爆发出的能量，你才会意识到那个时代背后积蓄的力量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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