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1_「货币非国家化」的中国注脚：刘愿谈民国法币改革与陕甘宁边币往事
忽左忽右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本期主题 | 货币竞争：三四十年代的财政、货币历史与法币改革 | | 嘉宾 | 刘燕（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新书《货币竞争》作者） | | 主持人 | 程衍樑 |
缘起：从法币改革到金圆券的历史迷雾
程衍樑：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想先请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并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创作。
在这一期的内容里，我们涉及了一个30年代的历史事件，即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对于后来在历史教科书里经常能听到的词汇——“法币”，我觉得听说过的人很多，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后来1948年大家在著名照片中看到的，人们拿着一摞钱去菜市场买菜的“金圆券”改革，其实是对法币制度的一次重新改革。
对我而言，三四十年代的财政史和货币史一直充满吸引力。今天非常开心能邀请到刘燕老师来到节目，和我们深度聊聊这个话题。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出发点，是因为刘燕老师的新书《货币竞争》最近上市了。书中谈到了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以及相对应的陕甘宁边区推出的“边币”。这两套货币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出现在中国的两种货币尝试，且互有关联。我们先从这个话题切入。
刘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燕。刚才主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第一是1935年的法币改革，第二是陕甘宁边区边币的发行。这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大事件。
刚才主播关心了1935年法币改革的背景。在讲述背景之前，需要先交代一个前置背景。事实上，从民国初期甚至晚清开始，中国的银行体系或货币体系是一个“竞争性”的体系。根据我的数据统计，当时有超过30多家银行拥有独立的兑换券或银行钞票发行权。这种银行券的发行是以白银或有价证券作为准备金的，各家银行发行不同的货币在市场中流通、竞争。
国民政府直到1928年才正式成立了中央银行。当时的“中央银行”与今天的理解不完全一样，它仅仅是整个货币市场中的其中一家发钞行，且规模并非最大。当时最大的反而是大家熟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国民政府的初衷就是要改变这种多主体发行、相互竞争的局面。
为什么要改革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需要垄断货币发行权，从而为财政需求做准备。财政与货币紧密相连，我接触的史料显示，当时的军饷和政府开支非常庞大，尤其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财政支出更是捉襟见肘。所以，法币改革的首要背景就是统一货币发行，使其为财政服务。
1929大萧条的余波：被白银“吸干”的中国
程衍樑：我看到1935年的货币改革也直接受到了1929年以来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有一种叙事认为，当时全球白银价格飞速上涨，导致中国大量白银流向海外。而中国当时还是银本位国家，尚未建立后来的金本位制度，这导致国民政府控制区经历了一轮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是否就是法币改革的具体诱因？
刘燕：你说得非常对，白银价格上涨是极其直接的背景。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导致国际市场对黄金需求下降，推升了白银对黄金的价格。第二是1934年美国政府推出了《白银国有化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这是美国西部的矿主通过国会游说罗斯福政府的结果，美国政府开始大量购银，催生了巨大的需求。
这两个因素叠加，导致国际白银价格飞涨。中国虽然以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方向，但本身产银极少。白银涨价后，尤其是外资银行开始大量外运白银套利，导致中国国内通货紧缩。从1932年起，中国从白银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1933至1934年间这一趋势最为明显，通缩情况极其严重。
程衍樑：正如您所说，中国不产白银，这种流失意味着市场上存量的白银在被搬运出国。
刘燕：是的。从史料统计来看，白银出口的大头确实是外资银行。但我在书中强调了一点：在当时的竞争性发行体系下，银行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其货币价值的稳定。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当时华资银行（本土银行）的白银储备反而是上升的。它们采取了一个现在看来可能不太好理解的举动——主动增加白银储备，同时增加兑换券的发行，以此来对冲白银外流造成的通缩影响。
当时民国的货币形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金属货币（铸币），如袁大头、北洋银元，以及早期国际贸易中流入的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鹰洋”；第二类就是我们研究的银行兑换券（纸钞）。按照当时政府规定，纸钞要有100%的准备金，其中60%是现金准备（银元、银锭等贵金属），40%是有价证券准备。
华资银行通过增加发行兑换券来对抗通缩。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私营银行的这种周期调控远不够用。
管制失灵：当国民政府撞上“治外法权”
程衍樑：像蒋介石这样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可能觉得金融风潮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缺乏管制。
刘燕：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一个证据是，国民政府最初应对白银外流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通过经济手段，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二是行政管制，直接禁止白银出口。但这两种政策都没有明显效果。
究其原因，这与国民政府缺乏完全的经济主权有关。国民政府的政策对外资银行往往不奏效，而外资银行恰恰是白银外流的主动推手。它们利用租界特权或私运手段规避管控。政府虽然管住了江浙财阀等华资银行，但管不住大头的外资银行。
到了30年代，虽然华资银行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外资银行，但外资银行不仅运走自有白银，还在市场上收购白银外运。纯粹的白银管控无法平息风波，于是国民政府动了彻底进行币制改革的念头。
逻辑演变：从授权“三行”到中央集权
程衍樑：能讲讲这背后的大逻辑吗？
刘燕：法币改革的本质，是要求所有发钞行将库存现金（主要是白银）上交给授权的发钞行。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1935年11月，政府最初授权了三家银行发行法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大约一年多后，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从全国30多家发钞行收缩为4家。
其他银行必须把白银上交给这四家银行以领取法币，不再被允许囤积贵金属。这实际上是一个收缴白银的过程，大大的增加了发钞行的储备，也将贵金属集中到了少数银行手里。
到了1942年左右，“四联总处”（四行联合办事机构）最终演变为由中央银行独家垄断发行。这种权力集中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拥有绝对的发钞权。
程衍樑：这种币制改革，是从银本位切换到金本位吗？
刘燕：在法币改革之前是银本位。改革之后，制度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由兑换外汇制度”。法币发行初期为了建立声誉，必须有信用支撑。国民政府将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消费者可以按官方规定汇率用法币兑换英镑或美元。因为背后有硬通货支持，法币初期非常受欢迎。但矛盾在于，如果你承诺固定汇率，法币发行量就必须与外汇储备匹配。
然而，当政府拥有垄断发行权且财政紧张时，超发几乎不可避免。一旦超发，民众会发现法币在银行无法按承诺汇率兑现，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限制购售外汇”。因为超发导致储备不足，银行开始限制兑换。这直接引发了民众对货币信任的危机。
第三阶段出现在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全面占领上海租界（结束了所谓的“孤岛时期”），国民政府无法再进行正常外汇交易，于是彻底取消了法币的外汇兑现制度。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承诺法币能兑换英镑或美元。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对话主题 | 从法币改革到边币实验：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与信用博弈 | | 核心嘉宾 | 刘老师（近代经济史学者） | | 主持/对谈 | 程衍樑 |
脱钩：从硬通货储备到纯粹的信用货币
程衍樑：取消法币与白银、外汇的关联，对当时的经济系统意味着什么？我的理解是，它原本像天平的两端，通过某种锚定物来压住价值。但在法币改革后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约束被彻底取消了。
我们看到后来的很多非洲国家，或者一些独裁政权，似乎总是克制不住滥发货币的冲动，最后搞得鸡飞狗跳，出现面值巨大的钞票。在金元券时代，中国也确实经历了这种崩塌。你能稍微解释一下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吗？老百姓可能并不清楚政府手里到底有多少美元、英镑或黄金，市场是如何察觉到流通货币已经失去了等值支撑的？
嘉宾：你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前置问题：货币是如何建立信用的？我想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法偿信用”。法币（Legal Tender）是由国家法律规定、民众强制接受的货币。比如人民币就是我们的法定货币，法律规定境内任何个人、企业、银行和商店都不得拒绝接受人民币现钞。如果我拿一元纸币去商店，对方说只能手机支付、不收现金，那实际上是违法的。这种流通是由法律强制保障的，而央行发行的底气在于政府的征税权——政府拥有强制征收社会财富的权力，这构成了法定货币信用的经济基础。
第二种则是“储备信用”。当一个机构没有政府的强制力和征税权时，它必须通过储备金来建立声誉。比如香港的三家发钞行，虽然有金管局的特许牌照，但民众愿意持有它们发行的港币，是因为背后有美元作为储备。
嘉宾：你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算法稳定币”。有些稳定币完全没有储备，试图通过算法逻辑（比如锚定美元价值，通过市场吞吐来调节供应量）来维持等价。但因为缺乏资产支撑，一旦遭遇经济波动或信心危机，投资者就会疯狂抛售，这种纯粹的算法信用极易崩盘。
像现在互联网公司常用的 USDT（Tether 发行）或 USDC（Circle 发行），它们属于“法币资产支撑型”稳定币，价值相对有保证。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我们正处于从实物贵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过渡的剧烈转型期。当时的操盘手，无论是宋子文还是张公权（张嘉璈），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
权力重组：中国银行的股权改革与人事震荡
程衍樑：在改革之后的最初几年，政府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嘉宾：事实上，在 1935 年 11 月正式推行法币改革之前，国民政府做了一个很容易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动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行股权改革。
这次改革实际上损害了这两家银行的利益，尤其是中国银行。虽然改革后它们暂时保留了发钞权，但市场地位下降了。国民政府预见到中国银行会成为改革的障碍，于是在 1935 年 5 月，通过发行国债入股的方式，强行将政府持股比例提高到了 50% 以上。
嘉宾：人事上也随之发生了剧变。原本长期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张公权被调任中央银行副行长，由宋子文接任中行董事长。这一套组合拳实际上清除了币制改革在金融体制内部的障碍。
程衍樑：如果当时没有 30 年代初国际白银价格猛涨导致的白银外流，如果中国一直保留北洋时代的银本位，结果会怎样？
嘉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假设。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虽然前几年看起来有效，但随着抗战爆发，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沦陷，再到后来的内战，整个体系彻底崩溃，纸钞变得一文不值。
事后诸葛亮地看，如果继续用银元，货币价值确实会更稳定。但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矛盾：货币发行必须与经济活动相匹配。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产出增加，如果要维持物价稳定，货币供应量必须同步跟上，否则就会陷入“通货紧缩”。
紧缩之痛：为什么“钱更值钱”反而是灾难？
嘉宾：民国时期有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 年北伐胜利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经济是在增长的。如果纯粹用白银或银本位，短时间内或许能满足需求，因为银行券发行有杠杆机制（比如六成白银准备可以发行十成纸钞）。
但从长远看，如果贵金属储备的增长跟不上经济产出的增长，必然引发通货紧缩。很多人觉得东西变便宜了是好事，但那只是对口袋里已经有钱的人而言。
嘉宾：通货紧缩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卖的东西越来越便宜，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接着就会退出市场、裁员。整个社会的就业受到冲击，即便你是体制内人员，短期看购买力强了，长期看随着企业倒闭、税收减少，你的工资也会受影响甚至领不到。所以，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在某种程度上比通货膨胀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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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货币格局：三个半政权的金融博弈
程衍樑：1935 年的法币改革既是为了应对白银波动，也是蒋介石政府试图实现财政集权的标志。但 1937 年全面抗战打响，领土和工厂的丢失是直观的，在货币层面上，这种战争压力是如何体现的？如果我把黄金都搬到重庆去，货币信用是不是就能保住？
嘉宾：事实并非如此。1937 年到 1949 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货币竞争。当时有四个主要的政权力量：
国民政府：发行法币。 抗日根据地：发行边币（我的书重点研究了陕甘宁边区）。 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货币，占据了很大版图。 伪满洲国：东北地区的独立货币体系。
这些货币通常分区域流通，但有一个例外——陕甘宁边区。这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因为“边币”与“法币”在同一区域内共存、竞争。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实验：从“金融本位”到“财政第一”
嘉宾：陕甘宁边区的边币发行背景很有意思。最初国共合作，边区财政由国民政府每月拨款 60 万法币。但“皖南事变”后拨款停止，逼得边区政府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即“边币”。
当时面临一个紧迫的任务：如何建立一种既无黄金储备、又无卢布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的信用？
嘉宾：边币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健发行期。 当时的行长朱理智非常清楚，声誉必须靠汇率稳定来建立。他们密切观察边币与法币在“黑市”（外汇市场）上的交换比例。边区政府通过贸易手段购入大量法币作为调控工具。一旦边币贬值，政府就向市场投放法币，回笼边币，这种操作跟今天的央行外汇干预如出一辙。
第二阶段：金融本位主义的覆灭。 到了 1942 年下半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财经委员会批判边区银行犯了“金融本位主义”错误——即只顾汇率稳定，不管财政死活。随后政策逆转，喊出了“金融要为财政服务”的口号。 银行被降级为财政厅的下属部门，丧失了独立性。结果是边币疯狂增发，汇率暴跌，流通范围迅速收缩，市场份额被法币重新占领。这甚至引发了边区的金融危机。
第三阶段：南泥湾与生产救币。 痛定思痛后，政府意识到金融直接透支给财政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回归稳健路径，并推出了配套的“大生产运动”。比如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部队供给自给自足，不给地方财政增加压力。同时通过扩大对“白区”的贸易，增加法币收入，逐步拉回了边币的币值。
程衍樑：看来国共双方都在同一件事上交过学费。即使在边区那么小的范围内，货币超发也同样会导致崩盘。
嘉宾：是的，但有一个关键区别。边币的发行始终受到法币的竞争和约束，市场给了它教训，迫使它回归稳健。而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处于垄断地位，尤其是 1942 年完全解除贵金属和外汇管制后，法币彻底变成了纯粹的信用货币，精英阶层（如孔令侃）甚至主张“空发法币”，这种脱缰的权力最终导向了不可挽回的通胀深渊。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对谈主题 | 货币竞争：从法币崩溃到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 | | 嘉宾 | 刘老师（经济学者、《货币竞争》作者） | | 主持人 | 程衍樑 | | 核心议题 | 国民政府通胀根源、哈耶克货币理论实证、稳定币与数字货币未来 |
两个账本与掩耳盗铃：国民政府的通胀不归路
刘老师：孔令侃认为这种空发的法币只要保守秘密，断然不会影响到局面。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一旦偷偷发钞，民众怎么会知道呢？但事实上，民众或许不知道你具体超发了多少，但他们不需要了解精确数字。这种超发的货币要形成购买力，最后必须流向市场，最终会有两个表现：第一，我购买商品时，物价上涨了；第二，在外汇市场上，法币会贬值。民众只需要观察到这两个信号就足够了。
包括后期的宋子文，当时法币发行已经没有外汇管制了，他主张“另账发行”。也就是准备两个账本，一个是对外公开的，另一个是私底下的。宋子文的建议是真的得到了执行，可想而知，法币的发行从此走上了一条通货膨胀的不归路，最终演化成了你一开头关心的 1948 年金圆券改革。法币处于垄断地位，它的增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完全缺乏市场竞争力量的控制和约束。
程衍樑：你是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货币问题的。边区推广的“边币”虽然也经历过类似阶段，但当时有一个比它更强势、历史更悠久、民众接受度更高的“法币”在与之竞争，这反而让它能够“迷途知返”，把过度的冲动给按住。相对应的，国民政府反而因为在全国处于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其他货币能与之竞争，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但你看，国民政府内部也有这么多财政专家、财经精英，很多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包括宋子文。他们自己搞货币，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还没发展到这个层面吗？
刘老师：我觉得不是认知的问题。刚才提到的孔令侃和宋子文都是留美的政治精英，非常熟悉银行业务。他们的言论和实际举措，在我们今天看来纯粹是掩耳盗铃。我个人认为，他们不是理论储备不足，而是形势所迫，且在缺乏竞争约束后，他们认为自己发行的货币民众不得不接受。
蒋介石的“条子”：谁才是制造通胀的罪魁祸首？
程衍樑：会不会是因为技术官僚和银行家虽然熟悉运作细节，但政治人物缺乏这种知识素养？比如蒋介石本人。
刘老师：蒋介石是商人出身，在上海滩摸爬滚打过，还炒过股。他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应该是极其熟悉的。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因素固然很多，战争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是主因。但有趣的是，蒋介石一直想管住通胀，出台了很多法令。可我掌握的史料恰恰说明，制造通胀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经常通过“手令”——也就是写纸条的方式，直接命令银行发行法币，要么给财政部，要么给军队。当时的银行发行已经完全缺乏明确规则，完全根据领袖的个人偏好或财政需要来。蒋委员长以手令要求发钞，所以在我的书里有一句话：虽然蒋介石一直在致力于治理通胀，但其实他才是引发通胀的源头。
程衍樑：这在中国的货币故事中，恰恰体现了哈耶克在书里讨论过的那些东西。哈耶克可能给出了一个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刚才讲的故事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实践。
刘老师：这引出了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提供一个来自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据。
可能很多听众还不了解哈耶克这个理论。哈耶克在 1976 年出版了《货币非国家化》，核心思想是：相对于政府垄断货币，应该允许私人银行也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发行领域引入市场竞争，目的是通过竞争的力量来约束银行的发钞行为，约束那种超发的冲动。
哈耶克认为，在竞争约束下，发钞行会非常维护自己的声誉和钞票信用，会基于声誉而稳健发行。但在书里，他始终将其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因为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缺乏长期、详尽的货币竞争发行的案例。他提到了中国，但没有展开分析。
声誉机制：为什么私人银行不会无限超发？
刘老师：哈耶克提出这个理论后，西方学界反响很大，反对意见也很多。一般人的直觉是：这可行吗？私人发钞听起来就要天下大乱。私人银行追求利润，难道不会无限超发导致通胀吗？
在严谨的经济学文献中，不少作者通过数学模型论证了：只要货币面值大于发行成本（比如 10 元面值的纸币成本不到 1 元），银行就有巨大的“铸币税”盈利。那无限发钞，利润不就无限大了吗？结论是，私人发钞最终会导致纸币一文不值。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这里要反问：你需要的不是一张纸，而是这张纸的真正购买力。当银行超发后，它必须拿到市场上来购买东西。一旦超发货币进入市场，物价上涨，你的 10 元钱还能买到原来的东西吗？回想金圆券改革，后面多了十个零，购买力增加了吗？
在竞争环境下，你的货币价值只要有稍微波动，很容易就会被消费者识别并抛弃。超发不仅没带来利润，反而会损坏你的生意，让原有信用荡然无存。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作者，仍然是停留在“垄断语境”下思考竞争问题。
程衍樑：为了确保竞争有效，有些支持哈耶克的作者引入了更苛刻的条件，比如“钞票赎回机制”。
刘老师：对，就像回到金本位或银本位，如果超发了，民众可以要求兑现硬通货。这确实有道理。还有人提出“交易历史透明化”，一旦识别超发就退回到物物交换。但这些触发机制太严厉了，谁会动不动退回到物物交换呢？
我认为哈耶克提出的“声誉机制”才是真正的核心约束。我在书里重点通过历史案例和扎实证据，向读者呈现：在货币竞争环境下，银行究竟是如何决策的。
从 1996 年《人行法》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之难
程衍樑：我有个问题。你提到法定货币时，讲到它背后有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比如今天在商店里，如果对方说“不收现金”，那是违法的。
刘老师：在我看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哪种货币价值稳定、流通广、接受度高，民众就愿意持有哪种。这种“货币选择权”本身就是对发钞行为的约束。
程衍樑：我们今天生活在中国内地，人民币是唯一的法定货币，缺乏竞争对手。按照你的说法，如果缺乏约束，超发其实挺容易。在这种机制下，如何去约束央行的超发欲望呢？
刘老师：这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改革是 1996 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这之前，央行是允许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的。意味着财政缺钱了就发债，银行发钞来买。这导致银行被财政牵着鼻子走，独立性很差。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对人行独立性做出了巨大贡献，让央行和财政部门相对独立了。
你看美联储，虽然特朗普经常希望美联储降息，但它的决策机构会根据市场态势来。美联储有两个风向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如果通胀过快，就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息等手段收缩货币。
程衍樑：但凯恩斯主义之后，决策者形成了一种观念：国家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刘老师：没错，在经济衰退时，包括疫情期间，大量 QE（量化宽松）或直接发钱。这种政策长期看必然引发通胀。美国通胀之所以没那么明显，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离岸美元数量巨大，缓冲了压力。但对一般国家来说，连续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程衍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指责美元霸权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变相剥削。你刚才讲到 1996 年的人行独立性，我想到 1935 年法币改革，恰恰是国民政府让银行失去了独立性。
刘老师：没错。被宋子文取代的那位中国银行掌舵者张公权，是一个主张银行独立性的真正银行家，而宋子文是政治家。当银行家被政客取代，国民政府占有 50% 以上股权，董事长由政府官员担任，央行就只能服从政府决策，最终导致经济总崩溃。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写文章评价，通胀的种子在法币改革时就已经种下了。
稳定币：哈耶克预言在数字时代的某种降临
程衍樑：哈耶克在 70 年代的讨论曾经只是构想，但最近 10 年，随着比特币、加密货币、稳定币的出现，这已经不再是理念，而是进入了现实生活。
刘老师：是的。虽然我的书讨论历史，但我在后记里做了一个断言：十年前讨论“货币非国家化”，大家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稳定币的发行，我认为它就是哈耶克理论的最前沿实践。稳定币具备了去中心化发行的核心特征。
目前稳定币大概分三类：第一类是以法定资产（如美元）作为储备的，规模最大；第二类是加密货币作为储备的；第三类是算法稳定币。核心特征都是去中心化。在很多通胀严重的国家（比如非洲或拉美），稳定币流通非常广泛，因为本国法币价值不稳定且有外汇管制。普通民众发工资、日常消费都用稳定币，只是我们这里经济相对稳定，体会没那么深。
程衍樑：在那些国家，生活确实挺可怕。我去肯尼亚时，当地货币年初兑美元是 100:1，到 9 月就变成了 140:1。一场波动就能吞噬掉你全年的财富。所以当地人更倾向于使用美元或稳定币，形成了事实上的双轨化。
刘老师：对，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稳定币准备金主要是美元资产，比如短期美债。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元霸权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延续。
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因为美元贬值或单边制裁，很多国家在推进“去美元化”；但另一方面，如果稳定币成为全球分量越来越重的交易手段，全世界对美债的需求反而会增加。同时，美国苦心经营多年的 SWIFT 系统，其重要性可能会大大下降。
程衍樑：今天听刘老师讲了这么多，非常有启发。从 30 年代的货币实验，到陕甘宁边区因为“弱小”反而因祸得福踩了坑、长了经验；再到国民政府因为“实力强”导致试错成本变大。从货币视角重新回看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维度。
同时也聊到了哈耶克和今天的数字货币，这些是我们肉眼可见正在发生的变革。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时间，也推荐大家阅读刘老师的新书《货币竞争》，这是一部非常通俗易懂、以案例见长的经济史分析。
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程衍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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