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你开得起玩笑吗？关于冒犯式喜剧的一切
忽左忽右
| 项目 | 内容 | | :--- | :--- | | 播客节目 | 忽左忽右 (JustPod) | | 讨论主题 | 美式单口喜剧、吐槽大会的逻辑与喜剧人的边界 | | 主要人物 | 程衍樑（主持人）、嘉宾 |
即兴能力：单口喜剧演员的“救场”硬指标
程衍樑：他作为一个所谓的 Roast Master（吐槽队长），也就是《吐槽大会》中那种主持人性质的角色，我觉得他欠缺一个很重要的素质：他除了以中国式的幽默去埋怨人之外，其即兴能力其实比较糟糕。
嘉宾：没错，你刚才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即兴能力。其实刚才杨一也说了，从 BBS 时代开始，中国的网络写手或网络编剧——包括写笑话的、做《暴走大事件》的，以及叫兽易小星那一派从网剧出身的人，他们确实写了很多笑话。但为什么后来总觉得他们跟喜剧之间还隔着一层？我觉得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即兴能力。
程衍樑：是的，即兴能力至关重要。
嘉宾：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演员通常在比较封闭、狭小的环境里表演，台下观众离他非常近。行业里有一个术语叫“Heckler”，指的就是那些坐在台下专门挑刺或者找麻烦的人。对于一个合格的单口喜剧演员来说，针对这些 Heckler 的骚扰或干扰举动，做出一个合理且有趣的回应是特别重要的。
程衍樑：就是“接话茬”，看你怎么把它圆回来。
嘉宾：非常重要。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典场景，某人在英国演讲期间被扔了一只鞋，那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也是一种考验。如果能处理得幽默一点就更好了。在表演中，最常见的是观众不按照你埋的包袱走，或者根本不接话，直接把包袱“丢在地上”。你得把它捡起来，否则效果全无。
程衍樑：中国相声里也有这种情况，抖了个包袱没人鼓掌，或者观众直接把包袱“穿”了，也就是把那点事儿直接说破了，那就不好笑了。
嘉宾：对，这种情况很常见，就像我们以前上课时那种讨厌的学生。
程衍樑：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会有很多吗？
嘉宾：会有。如果你去看郭德纲的现场相声，这种事很多。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跟你说的单口喜剧是一回事吗？
单口喜剧 vs. 传统相声：结构与笑点的解构
嘉宾：我觉得形式上其实蛮像的，但内容上有很大差别。我们通常理解的中国单口相声，比如侯宝林、马三立，他们虽然是“单口”，但其实是以讲故事为主。一段单口相声可能讲一个特别长的故事，我小时候听得比较多，现在差不多忘了。
但对于美国的单口喜剧演员来说，比如我最近在看的戴夫·查普尔（Dave Chappelle），他 2017 年出的两个专场，如果你去数他全场讲了多少个笑话，那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他们追求的是笑话套着笑话，不一定要求有一个从头到尾完整的逻辑链，但要求让观众一直发笑。
程衍樑：没错。马三立最经典的《逗你玩》，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表演得很好，利用语音、停顿引起效果，但最后的“包袱”其实就压在最后那一下。
嘉宾：是的，小偷把东西都偷走了，最后来一句“逗你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相声里那些名篇基本都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但美国单口喜剧真的很碎，它跟美国整个娱乐产业的“工业化”是完全一致的。就像好莱坞电影，它并不强调作品的绝对完整性，而是强调在两小时的过程里，不断有剧情反转、刺激镜头和画面冲击。虽然有人觉得商业电影俗气，但它确实卖钱。
程衍樑：这是文化差异导致的。
嘉宾：但是，区分一个“好的”喜剧演员和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标准就在于能否在琐碎中找到整体性。戴夫·查普尔就有个特点，他的段子乍看之下天马行空，没有任何结构可言，但他总能找到方法把这些材料串起来。比如在《天旋地转的时代》（The Age of Spin）里，他非常巧妙地把自己四次碰到 O.J. 辛普森（O.J. Simpson）的经历穿插进去。虽然整个专场很碎，但由于这四个故事的存在，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整体感。
伍迪·艾伦与知识分子喜剧的边界
程衍樑：你刚才提到了李诞、池子、王建国，他们都是很好的编剧和写手。我们也知道伍迪·艾伦（Woody Allen）年轻时一天能写五十个笑话，也表演过单口喜剧。从出身来看，伍迪·艾伦跟他们挺像的吗？
嘉宾：挺像的。
程衍樑：在单口喜剧这个领域，伍迪·艾伦算是一个顶尖的表演者吗？
嘉宾：坦白说，伍迪·艾伦其实不算是一个顶尖的表演者。如果你去看他 60 年代在电视上的那些片段，你会发现他的笑话比较偏向知识分子，有一种“纽约客”式的精英感，需要观众思考一下再会心一笑。但通常情况下，我们理解的单口喜剧需要那种即时的爆笑。
程衍樑：我去看过他 60 年代的黑白节录像，我会被逗得哈哈大笑，觉得很有意思。
嘉宾：那可能是你的品位比较高雅。伍迪·艾伦的作品确实有一种雅俗共赏的倾向，但内容上受时代限制。60 年代的美国单口喜剧还不像当代这样成熟，而且当时大部分是在电视上播出，需要遵循严格的审查。
禁词与审查：从 Lenny Bruce 到乔治·卡林
嘉宾：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人叫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1961 年左右，他在非电视专场里讲了一些低俗词汇，结果被逮捕并定罪了。虽然他后来因为吸毒过量去世，判决没执行，但可见当时的审查有多严。哪怕你不在电视上表演，在公共场合乱说话也会被当局管控。
程衍樑：伍迪·艾伦在电视上表现得没那么疯狂，或许也跟这种环境有关。
嘉宾：到了 1972 年，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这位传奇单口喜剧演员，因为在密尔沃基的一个音乐节上讲了那个著名的《七个永远不能在电视上说的词》，最后一次被逮捕。他在段子里把那七个“敏感词”全说了，这在当时简直是找死。
程衍樑：乔治·卡林的地位确实极高。我最早接触单口喜剧时，朋友向我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路易·C·K（Louis C.K.），另一个就是乔治·卡林。但卡林的时代是不是稍微久远一点？
嘉宾：是的，他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相比于路易·C·K 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嘲，乔治·卡林更值得敬佩的地方在于，他能把社会议题、政治、历史、种族、性别等议题，非常巧妙地揉进笑话里。他通过逗笑的形式揭示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逻辑上有多么荒谬。比如他会花很长时间攻击宗教，指出宗教在逻辑上的不成立。他是最早大范围做这种社会讽刺的人之一。
吐槽大会的前世今生：从深夜秀到 Dean Martin
程衍樑：这种向社会讽刺偏移的趋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嘉宾：大约在五六十年代。这在电视史上也有印证。最早的深夜谈话节目《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第一任主持人，其实还没这种形式。直到第二任主持人时期，才开始在 Monologue（开场白）里讨论政治话题。到了六十年代，受嬉皮士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大环境影响，审查逐渐放开。
程衍樑：那《吐槽大会》（Roast）的形式呢？
嘉宾：70 年代有个很著名的节目叫《迪安·马丁吐槽秀》（Dean Martin's Celebrity Roast），它是现代吐槽大会的前身。那个节目的阵容异常强大。有一期特别经典，他们去吐槽当时还不是总统的里根（Ronald Reagan）。
程衍樑：里根是主咖？
嘉宾：对。当时的唐·里柯斯（Don Rickles）——一个专门以吐槽和羞辱别人为业的喜剧演员，对里根特别不留情面。但里根毕竟是混过好莱坞的，见多识广，他全程面带笑容，默默承受。里柯斯当时吐槽得特别狠，最后一句大概是：“我，以及在座所有观众、全国所有人，都想问你一个根本问题：你是怎么当上州长的？”
喜剧的红线：付费频道、政治正确与 Louis C.K. 的坠落
程衍樑：现在的美国脱口秀，种族、政治不正确、甚至攻击婴儿的话题都习以为常。这种“肆无忌惮”是多年变迁的结果吗？
嘉宾：一方面是言论环境的开放，另一方面也跟节目的多样化有关。我们现在看到的《吐槽大会》都是像 Comedy Central 这种有线付费频道制作的，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公众广播网，它带有分级性质。所以原版的尺度极其夸张。
程衍樑：我看过川普那一期，那基本就是人身攻击。
嘉宾：Roast 的本质确实是人身攻击。但在传统的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里，这种以人身攻击为主的形式被称为“冒犯式喜剧”（Insult Comedy）。
程衍樑：美国社会其实很讲政治正确。当吐槽涉及种族或性别红线时，会有报复吗？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跨国界的、踩到死线的例子？
嘉宾：一定有。比如路易·C·K，在被 MeToo 运动“物理解决”之前，我真心觉得他和戴夫·查普尔是现存最强的双子星。2007 年左右，他在主持《周六夜现场》（SNL）的开场白里，讲了一个关于恋童癖的段子。
程衍樑：那绝对是美国的顶级红线。
嘉宾：是的，那是美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敏感点。但他讲得非常精彩。要注意，SNL 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大字报”的，虽然是直播，但导演严禁即兴，每一个字都经过审核。换句话说，电视网当时觉得这个段子没问题。后来 NBC 做了公关，事情没闹大，主要也是因为路易讲得太完美了，换个人来讲可能就崩了。
程衍樑：路易·C·K 现在的麻烦似乎不只是段子的问题。
嘉宾：他在单口喜剧里经常提到自己打飞机的幻想，内容非常重口味，各种屎尿屁。大家原本以为那是开玩笑，结果 MeToo 运动兴起后，发现是真的。在《纽约时报》的罗南·法罗（Ronan Farrow）开启那场运动之前，圈内已有流言，但大家还处在潜规则下，没人捅破。
程衍樑：一旦底线被画出来，很多事情就难收场了。
嘉宾：路易·C·K 被指控在女性面前违背对方意愿进行自慰。比如有女喜剧演员说，路易表演完后问能不能当她们面打飞机，她们以为是开玩笑没说话，结果他真的当众脱了裤子开始。虽然他没有强奸行为，但这种利用地位之便的行为在那个语境下是无法被接受的。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也就此结束了。
程衍樑：所以即使在看似“毫无底线”的美式喜剧里，表演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根致命的底线。
表演性人格与互动的艺术
嘉宾： 当时我就在台下。Jeff Ross 在吐槽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的时候，提到弗兰科的奶奶今天也在现场。他说：“《127 小时》就是你生命最后剩下的那么一点时间。”全场爆笑。这种笑话是被允许的，而他奶奶的回应点也非常妙——她直接站起来，装作要冲上去揍他的样子。
我觉得美国人有时自带一种表演性人格，心态非常开。她愿意用一些表演性的方式去回应，甚至瞬间“戏精上身”。这种方式其实能很体面地解决问题，既不让自己难看，也不让对方难看。相比之下，中国人听到这类笑话时，往往会因为羞涩而尴尬地坐在那里不做任何回应，这其实是最尴尬的，整个气氛都会僵掉。
杨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张绍刚还可以。别人怼他的时候，他永远能做出那种“戏精”式的回应。这就是在 Roast（吐槽）或者 Stand-up Comedy（单口喜剧）中最好的一种互动方法。
嘉宾： 我发现这种特质不光局限于喜剧。整个英语民族都有一种外向性，比如在演讲和雄辩中。即使是在葬礼这种情境下，请一位很普通的阵亡将士母亲上去演讲，她都能讲得非常有 Storytelling（故事感），甚至很有趣。
程衍樑： 但同样的情境，如果复制到中国，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大部分中国人都会非常紧张，虽然这两年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一直在想，这当中除了所谓的羞涩或内敛之外，是否跟我们多年来在表达上缺乏训练、没有太多表达自由有很大关系？
语言的节奏感：为什么中文更适合阅读？
杨一： 一个是缺乏训练，另一个可能跟语言本身的构成有关。中文可能更多是一种书写语言。
嘉宾： 没错。同样是激励人心的句子，中文基本是靠“写”出来的。我们读这些文字时会被激励，但在英文里，你听它的声音就会被激励。英语的节奏感非常强，抑扬顿挫。即使是现在去听丘吉尔当年的演讲，你会发现文字本身可能也就那样，但它的声音极具感染力。
程衍樑： 这可能跟中文的语法和句子结构有关。中文里要不断使用“的”字，这非常打断节奏。而在英文中，讲一个很强的包袱（Punchline）是符合语法逻辑的，你可以通过倒装等手段来达成。中文太精密了，它更适合阅读，复杂的从句在视觉上很容易理解，但说出来时会破坏那种节奏感。如果你为了节奏把它拆得太碎，意思又不对了。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
颁奖典礼的尴尬与喜剧的工业化
杨一：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即电视从业者的专业度。从小到大，我觉得中国乃至整个大华语地区所有的颁奖典礼都很尴尬。但你看金球奖（Golden Globes），它的尺度甚至比奥斯卡还要大。
你会发现金球奖在 21 世纪以来的主持人，表现几乎都是现象级的，比如主持过四次的 Ricky Gervais。哪怕随便找两个明星上台颁奖，他们都能讲几个笑话让全场开心。
程衍樑： 原因未必在于民族性或文字，而是在于背后的编剧。
杨一：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那些 Award Show（颁奖典礼）都有专门的 Writer（作者/编剧）去写笑话和颁奖词，嘉宾背好词后再上台。而中国的颁奖典礼很多时候想要即兴发挥，但这太难了。这也是为什么金马奖或金像奖里，大家会觉得只有小 S 的即兴能力还算专业。这也是《康熙来了》能在大陆收割这么多粉丝的原因。
从致敬到翻身：美国 Roast 的演变史
嘉宾： 刚才提到的 Roast 这种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9 年纽约的一个俱乐部。它后来演化成 Stand-up 的一种分支，特点就是不停地怼人。
到了七八十年代，Roast 开始走上电视节目，比如著名的《迪安·马丁吐槽秀》（Dean Martin's Roast）。相比现在的俱乐部，那时候的形式非常“文明”，会场布置得像 Dinner Party，大家都穿西装、打领结，台下坐的都是里根、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詹姆斯·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这种名流。大家试图通过 Roast 这种形式去致敬一个人，虽然形式比较“鬼畜”，但内核是致敬。
杨一： 后来从 90 年代开始，Roast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致敬转变成了争议明星的“翻身仗”。
嘉宾： 对，那些丑闻缠身的明星试图通过这个节目来软化公众形象。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去上奥普拉（Oprah Winfrey）或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的节目，通过哭泣和煽情来博取同情；另一种就是自嘲，通过主动解嘲把黑历史中性化。
现在大家熟悉的 Comedy Central 吐槽大会是从 2003 年开始的，每年做一两次。比较经典的像查理·辛（Charlie Sheen）那一期，当时他因为嫖娼、吸毒、家暴前妻等丑闻缠身，甚至在采访时神神叨叨地说自己有“老虎的血”。但他通过参加吐槽大会疯狂自嘲，反而让大家觉得他是个挺大度的人。
中国版“吐槽大会”的生存缝隙与隐形红线
杨一： 中国的电视行业其实一直想学脱口秀。但在早期，由于局限性，大家学到的都是那种日间谈话节目（Daytime Talk Show），比如模仿奥普拉或者艾伦·德詹尼丝（Ellen DeGeneres）那种针对家庭主妇的形式。但中国其实没有所谓的“主妇阶级”，所以《鲁豫有约》这种节目逻辑其实是有点错位的。
嘉宾： 至于深夜节目（Late-night Talk Show），中国也一直在模仿。比如早期的崔永元，他的风格其实有一点深夜节目的幽默和损劲。到了 2000 年到 2004 年间，密集出现了一批模仿深夜谈话形式的节目，比如孙国庆的《星空不夜城》、梁冬的《娱乐串串秀》，还有刘仪伟的《东方夜谭》。
杨一： 《东方夜谭》可能是当时模仿得最像的，它综合了 Monologue（开场白）、明星访谈和小段表演。在美国，如果你能在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节目里说上五分钟并把他逗笑，你的人生可能就此翻转，直接出道。
嘉宾： 艾伦（Ellen DeGeneres）年轻时也上过约翰尼·卡森的节目。不过很有趣的一点是，艾伦在她的日间节目里从不讨论政治笑话，这跟深夜节目很不一样。因为她的目标受众是女性，她觉得那类话题不合她们的胃口。
程衍樑： 回到中国，那波节目后来都遇到了瓶颈。首先是语言风格问题，中文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这种表演形式的适配。另一个就是传播途径和审查。在有线电视付费频道，你可以做尺度很大的 Roast，但电视网不行。
杨一：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社会没有形成接受这种“互怼”的氛围，电视台会不断吃官司。中国的艺人和经纪人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
现在的节目，比如李诞他们，就有一个隐性的潜规则：只能怼当场的人，不能怼场外的人。除非是像郭德纲对于曹云金那样绕不开的大梗。其实《吐槽大会》第一季最开始请周杰那一期尺度非常大，结果那集被关掉了，现在的版本其实都是改版后非常和谐、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版本。
嘉宾： 我挺心疼这些编剧的，因为他们得在极窄的范围内去吐槽。很多明显的黑点是不能碰的，比如潘粤明那期没有人提董洁，这种必然是事先沟通好的红线。但也有心大的，比如刘嘉玲那期竟然有人提张曼玉。
杨一： 最典型的对比是金星和徐帆那一期。徐帆作为嘉宾，全场几乎没有人敢怼她，大家到她那儿自动就跳过了。可能因为她能被怼的点都太狠了，大家不敢碰，或者干脆是看在金星的面子上过来捧场的。这种环境让节目非常尴尬。
如果是在美国，像金·卡戴珊的爸爸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这种形象上节目，变性这个点肯定会被拿来大做文章。但在国内，这类话题依然是禁忌。所以你会发现，东方卫视虽然坚持留下了这种深夜幽默的形式，但从周立波到《今晚 80 后脱口秀》再到金星，形式一直在变种。
程衍樑： 你提到周立波，其实周立波当年的那套海派清口，从现在的角度看，里面用过很多政治梗，他那套表演跟美国的那种形式其实非常像。
雅俗之辨：从“咖啡大蒜”到单口相声的冒犯艺术
童谱：聊到“喝咖啡”与“吃大蒜”的雅俗之争，我印象特别深刻。高一那年，我常在深夜躲在被窝里偷偷用 PSP 看周立波的演出。当时觉得这人太搞笑了，他的演出形式很像现在的美国单口相声（Stand-up Comedy）——没有完整的故事线，而是由无数个密集的笑话串联而成。
你看他那些题目，像《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起得很笼统。他触碰的话题，其实很多美国喜剧演员也爱讲，比如地狱笑话、种族话题。当然，中国环境下没什么种族话题可聊，所谓的“种族”其实就是地域黑。但这类节目尺度往往很大，这也是它在电视平台上火不起来的核心原因。当你面对一个“开不起玩笑”的环境时，幽默会变得极其尴尬，观众自然也就流失了。
杨一：这让我想到了白宫记者晚宴。黄西当年就在那个舞台上一炮而红。奥巴马当政时，在晚宴上吐槽特朗普吐得极狠。据说特朗普后来坚持竞选总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次被彻底激怒了。
程衍樑：其实奥巴马那次还好，更狠的是 2011 年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那次。他在台上对着特朗普狂轰滥炸了整整三分钟，而特朗普本人就坐在台下。镜头一直死死盯着他，他全程面无表情，场面尴尬到了极点。
特朗普这种性格，其实挺像中国某些不太接梗的领袖。他面对冒犯时的反应是：“你他妈就是这么想我的，我记住你一辈子。”这种性格其实不太“美国”。
童谱：没错。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曾在一期节目里深挖特朗普的家族史，非常有意思。他说“Trump”这个姓听起来很正面，有“战胜”、“信赖”的意思，但其实他们家族原姓“Drumpf”，是个德国姓，听起来笨笨的。为了更“美国化”，他们的先祖才改了姓。于是约翰·奥利弗号召大家：以后别叫他特朗普，要叫他“Drumpf”，以此致敬他的家族本源。
媒介之变：为什么视频网站成了吐槽的避风港？
杨一：回到国内，为什么《吐槽大会》这类节目能火？我觉得跟它选择了视频网站这个载体有巨大关系。视频网站的多样性与电视频道的多样性完全是两码事。虽然电视有一百个频道，你觉得选择很多，但本质上，电视是一个大众平台。
程衍樑：没错。在审查层面上，电视频道的标准是高度统一的。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输出的内容在出口端就已经被过滤了一波。观众虽然有上百个频道可选，但真正常看的也就前二十个。这种“全年龄段”的覆盖属性，注定了电视台不敢承担任何风险。如果你在电视上播大尺度吐槽，你根本不知道哪一秒会冒犯到哪位观众。
童谱：目前电视台能容忍的最大尺度，大概就是金星了。但说实话，金星的节目也挺尴尬。金老师那套价值观其实很奇怪，骨子里是极其保守的直男价值观。
杨一：而且我无法理解的是，金星的节目明明是录播，她却非要追求那种所谓的“即兴感”。很多开场白和现场反应都是她最真实的反馈，但人的真实反应往往不够好笑。作为一名优秀的喜剧演员，上镜内容必须经过严密设计。
程衍樑：这是美国成熟娱乐工业的底色。你看到的那些顶级娱乐节目，嘉宾表现出的永远是经过设计的“表演状态”，绝非纯粹的真实。这是一个产品，流水线上的钉子该敲几下就敲几下，一分投入一分产出。从这点看，我挺敬佩李诞和池子他们，他们是认认真真在写稿子。
创作门槛：写手、段子手与职业化的表演
童谱：李诞他们确实在尝试把幕后的写手推向台前。《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就在做这种提携新人的尝试。比如王建国，他刚上的前几期节奏不太对，但最近几场能明显感觉到他找到了表演的律动。
写稿和表演是两回事，你必须学会如何把文字转化为舞台状态。相比之下，专业演员出身的 Papi 酱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她能把稿子的状态完美表达出来。还有林雪，老戏骨讲笑话的节奏极其奇妙，他能在一片意外中突然抖出包袱，打观众一个措手不及。
杨一：提到节奏，我觉得张少刚或者国内很多主持人的尴尬之处在于：观众的脑子转得比他们的嘴快。
程衍樑：这又是人才储备的问题。国内脱口秀主持人的来源很窄，像孙国庆是歌手出身，梁冬、刘一伟、沈永元都是电视台主持人出身。他们受的是传统电视教育，在一个极小的存量市场里打转。
童谱：你看美国的脱口秀生态，除了早年的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是纯电视系统培养出来的，后来的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杰·雷诺（Jay Leno），全是从线下小酒吧、脱口秀俱乐部里熬出来的。
杨一：他们的生态位非常丰富。艾伦（Ellen DeGeneres）演过情景喜剧，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本身就是娱乐工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娱乐圈里混，而不是被电视台养着。中国主持人大多放不下那个“范儿”，即便是在综艺里，他也得端着。
程衍樑：美国现在一线的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是学表演的，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也是表演系出身，约翰·奥利弗本身就是做 Stand-up 的。他们有无数的单口喜剧俱乐部作为人才孵化器。比如路易·C·K（Louis CK）、伍迪·艾伦（Woody Allen），这些伟大的喜剧灵魂都是纽约那种残酷的口音环境中磨练出来的。
脆弱的玻璃心：吐槽文化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童谱：虽然《吐槽大会》火了，但李诞一个人撑不起整场。他还是得拉上张少刚来串场，因为节奏和语境的转换需要一个缓冲。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具备喜剧天赋的天才主持人？也许明年就冒出来了，现在的走红速度太快了。
杨一：这几年综艺界有个有趣的现象：通过一档节目把嘻哈、脱口秀这些小众爱好强行变成全民热点。但相比之下，中国人对“笑话”的接受度其实最高，因为日常生活中“嘴贱”的人太多了。
程衍樑：但你要注意，受众的年龄层在下降。你很难跟妈妈那一辈人解释这些段子，她们听不懂。年轻人接受得很快，可问题在于，我们长期缺乏输出渠道。以前上课爱接下茬的孩子是反面典型，会被认为考不上高中、这辈子废了。他们如果没能在十几岁时开发这种能力，后来基本就退化了。
童谱：相声在中国被视为“传统文化”，有四门功课的门槛。但吐槽（Roast）在很多人眼里没有那种文化光环。其实幽默是可以训练的技术，但根源在于你心理上不能有障碍。
杨一：许知远老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身上的包袱太重，自我意识太强，即便给他上一年课，他也学不会自嘲。讲笑话的本质是消解权威、制造荒谬感。如果你放不下架子，笑话就不好笑。
程衍樑：中国人确实太“They can't take a joke”了。从家长纠正孩子的日常用语开始，这种对“冒犯”的极度敏感就植根了。有能力开玩笑，更有能力接受别人的玩笑，这在当代中国文化里是极其稀缺的。
童谱：所以《吐槽大会》的口号起得特别好：“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它先告诉你这是个专业的技术活，不是为了骂而骂；再告诉你，被吐槽的人需要乐观和勇气。但在现实中，中国观众往往分不清“场内”和“场外”的区别。
结语：在对立与举报中前行的幽默
杨一：现在的情况更复杂，因为“敌人就在人民群众当中”。过去可能只有老干部写信投诉，现在小干部、甚至普通网友随时可以人肉你、举报你。节目放在网上，他们可以逐帧审读，寻找漏洞。
程衍樑：在美国，重尺度节目也会面临投诉，但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过滤机制。比如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当年那个“杀光中国人”的小孩子圆桌会议，虽然华人抗议，但在他们的机制里，这种声音还不足以撼动节目。可如果你冒犯的是非裔群体，那性质就完全变了。权力和保护伞，往往是声音足够大的人争取来的。
童谱：国内现在的举报环境非常微妙。可能十几个人举报，一个动画片就被禁了。我们这边的“玻璃罩”太薄，轻轻一捅就破了。在这样的土壤上，吐槽文化能长成什么样，确实值得深思。
杨一：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童谱老师的深度分享，欢迎以后常来。
程衍樑/童谱：感谢收听，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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