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世纪人如何回应科学与末日
忽左忽右
| 项目 | 内容 | | :--- | :--- | | 播客节目 | 《忽左忽右》 | | 主持人 | 程衍樑、杨一 | | 嘉宾 | 肖一之（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美国布朗大学博士，专攻19世纪英国文学与科幻小说） | | 核心话题 | 晚清科学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科技恐慌、19世纪的末日想象与灵学 |
晚清的“流行废土”：从梁启超翻译末日开始
肖一之： 我现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工作，今年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来。我研究的方向是19世纪英国的科学小说（Scientific Romance），以及晚清的科学幻想。我自己平时的兴趣也停留在19世纪文学和科幻小说这方面，课余喜欢逛逛书店，买点自己买得起的头版书。
程衍樑： 刚才肖老师提到自己的治学范围，晚清的科学小说这个话题好像很有意思。要不先给大家描述一下，一般来说，中国科幻小说史的开端其实是从晚清开始的？
肖一之： 是的，但可能因为晚清科学小说在文学本身的完成度上不是特别成熟，后来被遗忘得比较厉害，读到的人也比较少。但其实它们都很有意思，一般公认的第一部晚清科幻小说，其实是梁启超翻译的法国人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写的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小说。所以，晚清科学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从“翻译世界末日”开始的。
杨一： 也就是说，晚清当时就很流行“废土”题材？
肖一之： 对，流行“废土”。但我不太确定那算不算标准意义上的世界末日。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看清朝那种剑侠小说或神怪小说，在那里面，角色经常吹嘘自己能力特别大，能瞬息环绕全世界之类的。
程衍樑： 说起神怪小说，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神怪小说，而是历史小说——《荡寇志》。在晚清科幻研究中，《荡寇志》里其实有很多现代科学的影子。
肖一之： 没错，俞万春的《荡寇志》里居然出现了潜水艇。书里写有西方科学家来帮他们研究各种科学设备，这些人本来是帮梁山的，后来被捕，才投入了“正义的一方”。
此外，还有人续写过《红楼梦》，比如吴趼人写的《新石头记》。吴趼人就是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那位，他其实写了很多科幻色彩的东西。在《新石头记》里，贾宝玉坐着潜水艇上天入地，还坐着飞船上天。按照现在的概念来说，这其实就是“同人创作”。
格致学报与晚清读者的“十万个为什么”
杨一：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比如吴趼人，他自身并不是受过专门科学训练的人。他能写出这些东西，意味着他通过某种途径接触到了现代科学知识。
肖一之： 他接触到的是一些零星的碎片，不一定进入了系统的学习。
程衍樑： 他们当时通过哪些渠道呢？报纸吗？
肖一之： 吴趼人当时的工作和上海江南制造局有关系，所以他在那里应该是可以看到报纸的。晚清期末的科学出版在上海非常繁荣，上海有“格致书院”，他们一直在编一本《格致汇编》，算是一份很早的科学报纸，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普。
我最喜欢看的是里面的“读者来信”栏目。我写论文的时候看了很多，虽然没全写进去，但非常有意思。读者会问各种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有点像“十万个为什么”。比如有人问：“我读到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可是为什么我们肉眼看到的感觉是太阳在东升西落？请给我解释一下。”
我论文里有一章是关于彗星的，所以我特意找过关于彗星的问题。当时有好几个人不停地写信询问，说从西方的报纸上传来一个谣传，好像最近彗星要撞地球，地球要完了，该怎么办？编辑就给大家解释说：“作为一个编辑，这几十年我已经听过彗星要撞地球好几次了，如果每次都撞，我们早就没了。”
彗星大恐慌：从科学家的小说到报纸的标题党
杨一： 我察觉雪莱是不是以前写过这种彗星撞地球的小说？
肖一之： 你说的是玛丽·雪莱，还是她老公？玛丽·雪莱后来写过一部《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那是一部大灾变小说。人类染上了一种怪病，在那场瘟疫中，她的确稍微提到过这似乎与彗星有关，但没撞上。
真正写了彗星撞地球的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他有一部小说叫《彗星撞击之日》（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程衍樑： 我记错了，威尔斯那本撞击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肖一之： 他那本其实也没有真正撞上。设定是彗星在大气层里解体了，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体。在那一瞬间，全人类集体“嗨”了一把。大家醒来之后，突然感受到了世界的美好，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国家”这种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互相战斗？瞬间人类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威尔斯当时是“费边社”的成员，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写了很多关于未来乌托邦的东西。他的科幻更偏重于“制度”方面的幻想。
杨一： 所以他的科幻是所谓的“点子小说”？
肖一之： 对，威尔斯自己把他的小说总结为“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他更看重通过小说形式传达某种观点。这与亨利·詹姆斯那种把小说作为艺术途径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顺便推荐一下，前几年克尔斯滕·邓斯特演过一部电影叫《忧郁症》，其实也是彗星撞地球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末日科幻片。
程衍樑：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流行这类题材？跟哈雷彗星有具体关联吗？
肖一之： 1910年确实发生过一次“哈雷彗星大恐慌”。那个时候科学已经进步了，计算回归年都不是问题，19世纪还经常举办回归年预测比赛，皇家学会甚至会在报纸上登广告，让大家算时间，算得准的有奖金。
但那一年出了个意外。美国的一帮科学家刚开始尝试做光谱分析，他们发现会尾可能会扫到地球，而且光谱显示会尾里含有氰化物的成分。科学家只看到了这一步，但报纸记者拿这个去问法国科学家弗拉马里翁——他本人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小说家。他说了一句：“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氰化物浓度够高，会尾包围地球，那全世界的生物当然都挂了。”
记者当然会把“如果浓度够高”的前半句省掉。于是就有了1910年左右的大恐慌。美国有人在地上挖坑躲进去，巴黎有人觉得快死了就互相赠送财产。有趣的是，我朝人民当时是在嘲笑他们的。当时通商口岸那些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人，在刊物上评论说：“你们不是文明人吗？怎么突然干这种迷信的事？”反倒是我们在嘲笑他们。
借用“鬼神”描述“科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肉体经验
程衍樑： 这是你在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吗？
肖一之： 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在国外攻读的博士，虽然中文材料主要依赖国内的数据库，但我看问题的路径不太一样。我是英文系出身，会把晚清的作品跟当时的国际科幻传统放到一起看。
我有一个核心论点：从1810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这个时段，当时的人对科技的感受和想象，跟一战后的世界是有巨大差别的。他们对科学充满了幻想和信心，在科学中看到了令人兴奋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它。
为了描述这些崭新的科学现象，当时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只能回去借用更早的“超自然”话语。他们用描述鬼神的话语来描述新的科学，因为他们缺乏书写经验，甚至缺乏这种“肉体经验”。
杨一： 缺乏“肉体经验”怎么理解？
肖一之： 举个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例子：在火车出现之前，一个欧洲人能感受到的最高时速是奔马。但大多数人没机会骑那种疯狂的奔马。对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这辈子感受过的最高时速就是长途马车的10到16英里。
火车出来后，速度很快就翻倍了。当时需要专门的指南（Guidebook）告诉大家：坐火车要怎么坐才能不伤到脊柱？因为高速运行（当时的高速也就是每小时30英里），你不能一直盯着外面的景物看，眼睛会累。你要学习如何在高速情况下往窗外看。
还有各种搞笑的“火车礼仪”。英国或美国的一本指南里写道：过隧道时，女士一定要小心，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帽针取下来含在嘴里，尖的那面朝外。防备什么呢？防备有人趁一片黑暗偷偷亲你。
程衍樑： 这也只能防亲不防摸了。
肖一之： 那个时候亲一下问题可能比较大，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
深层时间与上帝的考验：巨变中的历史观
程衍樑： 你研究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从19世纪末到一战前？
肖一之： 主要是1880年到1914年。在英国文学研究中，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在1880年前后其实已经结束了。1880年后的英国是另一个存在，法国人管那段时间叫“美好的时代”（Belle Époque），看起来世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时欧洲的知识阶层非常分裂。一方面各国在加强军费，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组织反军备联盟，觉得国家、种族、常备军都应该取消，大家永远和平下去。那是一个实际与感知奇妙脱节的年代。
杨一： 晚清科幻这个话题在美国学界热吗？
肖一之： 非常热。这个话题最初是王德威老师挑起来的。我导师宋明威老师也是做科幻研究的，他们在这个路径下做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
程衍樑： 你平时喜欢看现代科幻吗？
肖一之： 我会看，但我真的更喜欢19世纪科幻。比如“蒸汽朋克”那样的东西，或者现在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类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另一种历史可能性”（Alternative History）。
比如在威廉·吉布森的小说《差分机》里，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极深：诗人济慈还活着。因为科技发达了，济慈的肺结核被治好了。虽然在小说里他没变成诗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天天放电影的影迷。这种设定非常好玩。吉布森的考证做得非常扎实，一群19世纪专家都觉得他的人物性格设定非常符合史实。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逻辑，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宇宙。
杨一： 你之前跟我聊过一本叫《伦敦之后》（After London）的书，我称之为“维多利亚废土”。
肖一之：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特别喜欢写“假设未来的人看我们这个时代”。最出名的例子是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写过“一个来自新西兰的未来旅行者来看伦敦的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看罗马废墟一样。
维多利亚人（Victorian）这个头衔其实是他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定义，他们特别喜欢总结自己。这种“从未来往回看”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我们是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的，中间就出现了关于转变、关于末日（Apocalypse）的想象。
程衍樑： 尤其是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时。
肖一之： 没错。19世纪的英国精英阶层，大多受教于剑桥和牛津。那个时候这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学校，入学要签署“39条教义”（39 Articles），不签进不去。
当这些在教会系统下培养出来的精英，面对达尔文进化论、地质学、天文学时，冲突非常大。科学揭示了世界不是只有几千年，时间空间变成了所谓的“深层时间”（Deep Time）。你要如何处理宇宙的庞大感与个人的渺小感？
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的父亲是个写科普的，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玩显微镜，他写了一本很火的显微镜科普。但他儿子在回忆录里写道：父亲知道进化论后，想方设法要把宗教教义跟科学合在一起。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化石是存在的，但它们都是假象。那是上帝放在那里用来考验我们信仰的，是计划的一部分。”
灵学与量子物理：非理性的先声
杨一： 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调和方式，到现在美国南方竞选似乎还在用。
肖一之： 是的。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历史观就处在这种巨变的当下。
程衍樑： 你觉得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作家，跟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如凡尔纳，在世界观上有典型区别吗？
肖一之： 肯定不一样。英国跟法国的文学传统不同。凡尔纳的同时代对手是威尔斯，但威尔斯其实是个另类。他是赫胥黎的学生，学生物出身，是那个年代唯一一个正儿八经受过系统科学训练、上过解剖台的科幻作家。
但我研究的不光是科幻小说，而是整个文学系统如何想象科学。比如我也写柯南·道尔。他创造了理性的模板福尔摩斯，但他晚年其实非常笃信“唯灵论”（Spiritualism），甚至花大量时间宣传灵学。
程衍樑：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唯灵论在西方社会确实非常流行。
肖一之： 不仅仅是流行。如果你看物理学史，很多跟唯灵论有关的东西其实是量子物理的先声。为了检测所谓的“灵体”，他们发明了很多检测器和测量计。有一位剑桥物理学家，他试图用测量灵体的仪器做实验，最后虽然放弃了灵学，但他发明的仪器后来被量子物理学家用来证明了电子的存在。
灵媒、以太与马可尼：无线电时代的神秘学想象
嘉宾：当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过一个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他作为观众被邀请去看一场无线电实验。那是马可尼刚刚发明无线电不久，全世界都在疯狂地做相关实验。实验地点选在一个药剂师店老板侄子的楼顶，因为那里地势高。
店里有个助手，情况很特殊，他是个几乎没怎么读过书的人，给人的感觉很像某种祭司。就在无线电实验开始、却迟迟收不到预期信号的时候，这个因为身体不舒服、正吃药打盹的助手突然坐了起来，开始疯狂默写情诗。他写的竟然是济慈（John Keats）的一首诗，几乎一个字不差。然而当他醒过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他这辈子从来没读过济慈。
这个叙事者就觉得，那场无线电实验想要接通的信号虽然断了，但似乎意外地把另外两个时空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有一个深刻的时代背景：在马可尼发明无线电的年代，科学界还笼罩在“以太论”的阴影下。当时的人用以太论来解释灵体与人类的存在关系，认为万物都是以太不同震荡形式的表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层面上。通过各种无线电设备，人类搞不好就能接收到来自另一个维度的消息。
用已知的经验范畴去解释新生的科技事物，这在当时是最主流的科学见解。虽然现在看以太论是伪科学，但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想象那些我们如今已习以为常的东西，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那些崭新的科技发展。
晚清翻译运动与中国语境下的“蒸汽朋克”
程衍樑：你刚才提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些科幻小说。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和知识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么，像威尔斯（H.G. Wells）这种当时的流行科幻小说，在中国产生过所谓的回响吗？
嘉宾：H.G.威尔斯的小说其实很早就被翻译过来了。很多作品在英国出版后没几年，中国就有译本。这得益于晚清那场宏大的翻译运动，当时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运转。比如像林纾这样的“翻译机器”，其实他背后是一个团队。
程衍樑：中国有类似“蒸汽朋克”那样的小说吗？
嘉宾：这个我还没系统地看，但我知道有人写过一本，正准备看。如果你觉得中国会出现那种蒸汽朋克式的小说，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太平军大战清廷”？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在《科幻世界》上读过一篇小说，现在回想起来非常“蒸汽朋克”。故事设定在长江上游的一个码头，不是武汉就是重庆。洋人带来了一架那时候还很简陋的飞机，当地一个喜欢吹牛的人跟洋人杠上了，说：“你们能造，我们也能造！”然后他找了一堆中国技师，用各种土办法最后真造出了一架飞机，跟洋人去比赛。这类情节在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里很多，比如《黄飞鸿》系列。
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语境下，如果我们有蒸汽朋克，它可能更多地与国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石头记》里的中医CT机与“内观”科技
程衍樑：日本在大正年间也冒出了很多科幻小说，而且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比如把《海底两万里》改编成日本主角开着潜艇去大杀四方。像梁启超本人也写过展望未来的小说，比如《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没写完。那么，有没有人尝试过把未来科技嫁接到过去？
嘉宾：与其说把未来科技嫁接到过去，不如说很多人在尝试用现代科技来解释中国古代的神异传说，比如飞车、飞船、千里镜。
最典型的是吴趼人写的《新石头记》。书里贾宝玉去了一个叫“文明境”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检查身体的设定，描述起来跟现在的全身CT或者多普勒超声非常像。但有趣的是，吴趼人是用中医理论来描述这个机器的。他说，我们中医可以“内观”。在那个时代，西医外科还没发展出先进的检测手段，只能切开了看。而中国文人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有中医内观的传统，那我们就可以发明一个像《封神榜》里“照妖镜”一样的东西，人进去一照，五脏六腑、骨骼清晰可见。
这种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在上海这种通商口岸发生的奇异碰撞与嫁接，我觉得才是最接近历史状态的“中国蒸汽朋克”。
空中交管局（ABC）：吉卜林的赛博朋克预言
程衍樑：马可尼发明无线电后，摄影术和电影也很快出现了。电影一诞生就分成了写实派（卢米埃尔兄弟）和幻想派（梅里爱）。新技术本身也在被用来幻想未来。当时的科幻小说是如何回应这种变化的？
嘉宾：还是吉卜林。他写过两个短篇，其中一个叫《简单如ABC》（As Easy As ABC）。他想象未来的世界是被飞艇联系起来的。因为飞艇的出现，人类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控制全球的飞艇流向。
这个运营机构的缩写叫ABC，全称是Aerial Board of Control（空中交管局）。最后，这个空中交管局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力量。他们拥有独立的军队，控制一切。因为所有国家都主动要求放弃主权，加入他们的系统。这听起来非常像现在的“信息高速公路”，你不加入就被世界抛弃。
这是一种非常“赛博朋克”的统治模式：公司统治世界。书里写到芝加哥发生暴动，美国人民竟然是要求ABC接管他们。这种对新世界的感触在当时的回忆录里也随处可见。D.H.劳伦斯在一战期间看到德国空艇轰炸伦敦，他用的完全是《圣经》里关于末世降临的宗教语言。直到后来奥本海默看到原子弹爆炸，引用《摩诃婆罗多》说“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或者丘吉尔听到原子弹的消息，第一反应竟然是问“这是基督降临吗？”，这种修辞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当科技带来一种彻底崭新的经验时，人们只能去最原始的宗教语境里寻找解释。
废土情结：从罗马帝国衰亡史到《冰与火之歌》
程衍樑：你刚才提到ABC的故事，让我想起汤姆·汉克斯演的那部电影《圆圈》（The Circle），逻辑几乎一样。西方文学，尤其是魔幻作品如《冰与火之歌》，经常出现瓦雷利亚废墟这种“消亡的古文明”意象。这种“废土情结”是从哪里来的？
嘉宾：这源于欧洲的希腊罗马传统。进入中世纪后，人们只能通过遗迹去畅想古代的辉煌，这是一个不断“再发现”的过程。
对于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他们的历史写作深受18世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影响。他们是看着废墟来写历史的，这种历史观直接影响了小说家。当他们想象未来时，也会不自觉地按照这个历史路径写下去：繁荣、腐败、衰落、最后变成废墟。
程衍樑：那同时期的美国呢？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他们是不是更乐观一些？
嘉宾：美国确实更乐观。美国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科幻小说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虽然也采取了“未来回望”的形式，但相对于欧洲人纠结于世界如何毁灭，美国人想的是“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日本众神与机器人的奇妙结合
程衍樑：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思潮非常集中。日本本土有诞生过这一类的废土或蒸汽朋克小说吗？
嘉宾：日本当时的科学想象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与“八百万神灵”的传统结合。现代科技进入日本后，很快就变成了各种神鬼的来源。
比如火车，在日本的文学想象中，它可以演变成众神的一员。我一直觉得《美国众神》那个设定非常好，而日本其实早就在这么做了。如果你看现在的日本动漫，很大一部分灵感来源于此。比如《樱花大战》这种设定在太正年间、穿着和服开机器人的作品，或者是《浪客剑心》这种幕末背景下的故事，都是这种“科技与神怪”嫁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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