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65_河西走廊：站在这里，理解更广阔的中国｜主播：施展
东腔西调
| 嘉宾 | 施展（历史学者、教授） | | :------- | :--------------------------------------------------------------------------------------------------------- | | 核心议题 | 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价值、文明保存功能及其对大一统中国构建的意义 | | 精彩看点 | 1. 河西走廊作为衔接中原、草原、西域、高原四大板块的“总开关”；<br>2.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如何成为儒家与佛教文明的“诺亚方舟”；<br>3. 凉州会盟与满蒙联盟：河西走廊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疆域的最终定型。 |
施展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爱道斯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施展。我们刚从河西走廊回来，一坐下来就赶紧把这期给录了。我主要想聊一下，为什么河西走廊这条线对我写作《河山》以及理解中国历史是那么重要。
《河山》这本书是拿河西走廊作为它的一个基本方法论的。方法论是什么概念呢？我观察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一直在注意观察长城内外这两侧。实际上，由于不同的地理、不同的气候，导致演化形成了不同的人群——农耕、游牧、绿洲，相互之间不断地碰撞。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中国历史的演化获得了最重要的动力。
从这样的一个地理、气候、人群的差异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若干个板块组成的，它从来不是中原这样一个单一的状态。它向外不断扩展的过程，哪怕你是中原的汉人在往外扩展，在前现代时期，你只要为了能活下去，你必须得向当地的那种生活模式来靠拢。
板块和板块之间的界面就是走廊地带，由走廊地带把它们衔接在一起。而在中国的若干条走廊当中，最重要或者说最独特的一条走廊就是河西走廊。它是唯一的一条能够同时衔接中原、草原、西域、高原四大板块的走廊。
我们站在河西这个地方，你才真的能够理解什么是“中国”。你站在长安、洛阳的话，只能理解什么是“中原”。你站在河西，面朝东方大海的方向，那么你前面是中原，背后是西域，右手是高原，左手是草原。你肉眼可见、直观地就能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大的体系。
地理命脉：祁连山与内流河的馈赠
在古代中国史上，河西走廊在不同时期曾经起过不同的作用。在帝国统一时期，至少就中原而言是一个统一政权的时期，河西走廊可以构成一个中原地区通往更大世界的通道。通过河西走廊，中原地区的视野和格局从中原一隅扩展到一个大陆级别。
而在乱世时期，比如在五胡南北朝等时期，河西走廊又像是文明的一个“诺亚方舟”。各个方向的文明都会在这里获得幸存，让这些地方在乱世终结后能够重新站起来，给他们储备下文明的种子。到后来，所有的这些过程都会融入到诗歌当中。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最凝练、最质感性的表达都是通过诗歌表达出来的。所以到了这会儿，河西走廊通过《凉州词》、通过一系列边塞诗，又会成为民族的自我记忆。继续再往后，河西走廊又会成为我们现代所看到的“多元一统”的大中国在帝国构建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对河西而言，最核心的一个地理要素、地理前提就是祁连山。祁连山是青藏高原的最北缘，它也构成了青海跟甘肃之间的界山。祁连山以南就是青海，以北就是甘肃。它作为青藏高原的最北缘，海拔非常之高，6000多米的高度会形成长年不断的积雪。由于山脉太过高大，阻挡了水汽流动，加之深处大陆腹地，导致河西走廊或者说祁连山北麓这些相对海拔较低的地方降水很少。这边没有办法像东边那样有足够多的季风降水，所以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内流河区域。
这些内流河都是从祁连山上的积雪融化，在山间逐渐汇流而成的。这是中国内部比较少的自南向北流的河流。这几条内流河自东向西分别是：
| 河流名称 | 灌溉绿洲 | 汉代行政设置 | 备注 | | :--- | :--- | :--- | :--- | | 石羊河 | 武威绿洲 | 武威郡 | 往北注入休屠泽（猪野泽） | | 黑河 | 张掖绿洲 | 张掖郡 | 往北注入居延海 | | 北大河 | 酒泉绿洲 | 酒泉郡 | 与黑河汇合后向北深入大漠 | | 党河 | 敦煌绿洲 | 敦煌郡 | 疏勒河支流，支撑了敦煌文明 | | 疏勒河 | 瓜州绿洲 | 瓜州（唐代提升） | 史前曾注入罗布泊，后水量减少消失在荒漠 |
这四郡都是由刚才所说的那几条河灌溉出来的。疏勒河是一直往西流的，在史前时期它一直往西进入新疆注入罗布泊，但是后来水量变少了，就在甘肃内部结束了。而另外两条河流——东边的石羊河和中间的黑河，都是一直往北流，注入沙漠深处形成庞大的尾闾湖。
所谓“庞大”是指古代。比如石羊河往北流的那个尾闾湖，古代叫做休屠泽，又叫猪野泽。据说在古代面积较大的丰水期，曾经达到过上万平方公里。放在今天，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才4000多平方公里，那会儿猪野泽号称上万。当然到后来由于沿途取水过多、修水坝等原因，它越来越小，今天还有一点点残存叫做青土湖。
西边的黑河往北深入大漠，形成另一个大的尾闾湖叫做居延海。居延海历史上也曾经很大，后来一度干涸，但最近这些年由于上游不断调控水量，居延海又恢复了水面，能有100多平方公里。
南北向通道与山丹军马场
我们看这两条河一直往北流，它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向度。我们平时看河西走廊，通常把它作为一个东西向的走向来理解，但由于有石羊河跟黑河往北流，实际上它又构成了一个南北向连接的重要通道。
因为在这些大湖周边也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尽管在沙漠深处，但只要有足够多的水，周边也能形成相当面积的水草。我曾经在敦煌西边的大漠深处看到过一个泉眼，周边没有任何河，只有那个地方由于地势足够低，地下水涌出形成泉眼。泉眼周边的芦苇丛极其茂密，人根本走不进去，长到一人多高。你可以想见，如果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周边能形成多么茂密的水草。
在古代，游牧者会在大湖周边的水草地游牧，并且有机会沿着石羊河跟黑河溯流而上，一直来到祁连山脚下。所以考虑到这两条河，河西走廊不仅连接东西，还连接南北。如果游牧者顺着黑河一路往南走，来到祁连山脚下，可以到达张掖。在张掖东郊有一大片非常好的上等草场，直到今天都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山丹军马场。号称它的第一任场长是霍去病，因为霍去病征服河西之后，汉朝获得了一个一流的养军马的地方。
在霍去病征服河西之前，那里是匈奴最重要的养马地。所以匈奴丢了这边之后会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就在山丹军马场旁边，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从张掖继续往南进入祁连山内部，有一个隘口叫扁都口，穿过它直接就上到青海高原了。因此，河西走廊是同时沟通、衔接四大板块的重要地带。
在武威、张掖这些河西走廊东段，南边是高大的祁连山，北边是相对低矮的北山山脉（马鬃山、龙首山、合黎山等）。北山无法形成长年积雪，没有水源补给，周边都是沙漠。由于祁连山的存在，确保了山脚下可以形成绿洲。北山以北是沙漠，祁连山以南是高原，这意味着要想往西走，最顺畅的通道就是在南山跟北山之间这几十公里宽的狭窄走廊上。
但继续往西走到敦煌，结构就变了。敦煌绿洲周边地势平坦，离祁连山已经很远了。敦煌再往西几十公里的位置设置了两个关：北边的玉门关和南边的阳关。这边没有大山，全是平地，按说随便怎么走都行，为什么能拦住人呢？原因在于水。周边没有大山意味着到处是沙漠，除非有水人才能行走。所以不用靠山，只要靠着水设置关隘，就能控制通道。
玉门关紧邻疏勒河。今天站在玉门关残址上，仍能看到关城前有一大片由疏勒河灌溉出的湿地。阳关在更南边，虽然没有地表河流，但地下涌出了连绵的泉眼，支撑起一片绿洲。我曾从祁连山深处往阳关方向走，那一路上极度荒凉，开车大半个小时几乎见不到一棵植物。直到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抹绿，那就是阳关镇。开进镇子，看到水塘里有人钓鱼、游泳，那种在大漠戈壁行走了很久后突然看到一汪水的感觉，瞬间会特别感动。
当地人带我去找泉眼，在芦苇丛中穿行，看到一个两三百平米的泉眼，水的颜色跟九寨沟一样。这个水面在汉朝就有记载，叫渥洼池，据说那里出过“天马”。汉武帝还写过一首《西极天马歌》来歌颂。
战略纵深：从隔绝羌胡到通达西域
河西走廊在古代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作用。每个阶段它都帮助我们这个民族的视野、意识和自我认知往前进行一次重要的迭代。
第一次重要迭代发生在汉朝。汉朝早期一直被北面的匈奴压着打。到了汉武帝时期，决定开始大反攻。匈奴的策略是联合大汉王朝西南边高原上的游牧者（当时称作“羌”），形成一个从正北、西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包围圈，对长安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胡（草原游牧者）与羌主动联系，想要联手。
对汉朝而言，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如何“隔绝羌胡”。办法很简单：控制住沟通羌胡的通道，也就是河西走廊。所以汉武帝的战略是打通河西走廊，保障长安的战略安全。
另一方面，卫青、霍去病在北边打得匈奴“漠南无王庭”，匈奴被迫远遁漠北。游牧政权的团结取决于大汗能带兄弟们抢到东西，一旦退居漠北，与农耕区不交界，维系统一就变得艰难。于是匈奴将战略重心西移到西域的绿洲城邦，那里既有农耕又有矿产可以冶铁造兵刃。这就意味着汉朝的目光也得往西挪。
汉匈战争早期主战场在河套地区（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及河北张家口附近。匈奴退居漠北后，主战场向西偏，河西成为核心。夺下河西后，由于走廊东西狭长、南北极窄，战略纵深太小，汉武帝又做了两个工作：
第一，提升战略纵深，往北设置防线。汉武帝把长城烽燧一路往北延伸到居延海和休屠泽。所以长城在这里不仅是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这些驻军留下了大量的档案，后来发掘出的“居延汉简”成为20世纪中国四大文献发现之一（另外三个是故宫明清档案、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文献）。基于这几万枚汉简，我们今天可以重建当年边塞士兵的微观生活与战争状态。
第二，打通西域。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为了保住关中和陇西，必须守住河西；为了守住河西，必须进一步打通西域以提供战略纵深。
张骞通西域起初是纯军事安全考虑，想找大月氏联手夹击匈奴。虽然大月氏拒绝了，但张骞意外地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他知道了中亚、波斯、大秦（罗马帝国）。通过河西通达西域，中国第一次获得了一个世界级的视野。中国不再是一个局限于中原一隅的地方性政权。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才可能构想一个世界性的事业。河西走廊在这个时候，构成了中华民族“青春期”行将结束之际，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去建设更大世界的转折点。
兰州：大天下的总开关
汉朝时人们常说“河西五郡”，第五郡就是金城（今兰州）。兰州在祁连山的最东端，是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界线——乌鞘岭的东侧。翻过乌鞘岭往西是内流河注入沙漠，往东是外流河注入大海。
为什么甘肃省会设在兰州而不是更富饶的武威（唐代武威一度是天下第三大都会）？因为兰州是一个关键的分叉点。从兰州出发，沿着庄浪河谷往上走，翻过乌鞘岭进入河西；沿着湟水往上走，就到了西宁，上了青藏高原。在兰州，你可以决策到底是去西域还是上高原。
兰州是一个关键的黄河渡口。黄河在甘肃境内多在深山穿行，只有兰州这种相对宽敞的地面才能形成渡口。我认为黄河上有两个渡口特别值得注意： 蒲津渡（晋陕交界）：连接汾河谷地与渭水谷地。过了蒲津渡，可以直扑长安。所谓“过蒲津渡者可得中原”。 兰州渡：控制通往西域和高原的两条通道。只有控制了兰州，才能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各大板块整合在一起。所谓“过兰州渡者才得天下”，这个“天下”是大中国意义上的大天下。
从长安去河西有北、中、南三条线： 北线：沿泾河往北到固原（萧关），再顺着清水河到黄河边的中卫（沙坡头），直达武威。这条路最近、最平坦，但因为没有大山，缺乏水源补给，且离游牧者太近，风险大。 中线（丝绸之路主通道）：从长安到平凉，翻越六盘山到惠宁，南下兰州，过黄河后再翻越乌鞘岭到达武威。虽然山多路远，但大山提供了水源补给，且易守难攻，相对安全。 南线：从长安到宝鸡，翻六盘山到天水，再上高原到西宁，通过扁都口进入张掖。隋炀帝当年就是走这条线，在焉支山下举办了“万国博览会”。
文明诺亚方舟：儒释交汇与文脉保存
当两汉四百年的周期结束，天下大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等胡人卷入中原政治，中原陷入极度动荡。当时的人们非常绝望，觉得文明要崩溃了。
有能力“跑路”的人向三个方向逃亡：一波去东北（慕容氏建立的诸燕），一波下江南（东晋），第三波则逃往相对安定的河西。这些逃往河西的人中，有很多是世家大族、儒学高手。
与此同时，胡人君主面临统治正当性的问题：用儒教，汉人不买账（血统问题）；不用儒教，没有文化正当性。于是他们转向了佛教。虽然佛教在汉明帝时已传入，但因其“无差别”观念与儒家“等级秩序”冲突，一直受到排斥。但在五胡乱世，胡人君主大力推崇佛教，高僧东来，与西去的儒生在河西交汇。
在河西，有一个重要的儒家文脉系统，奠基者是郭和。他从中原逃到张掖南郊的临松薤谷（薤是野生韭菜）。随后，敦煌人郭宇拜入其门下，在祁连山深处开凿石窟著书讲学，弟子上千。外面尸山血海，他们在山里认真读书。郭和、郭宇相信乱世终将结束，他们要做的是为文明储备种子。这种努力不仅是为了后世，也是为了在乱世中给人生寻找坐标和意义。
郭宇的门徒刘炳后来被北凉（沮渠氏）奉为国师。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刘炳的弟子索敞等儒生以及大量高僧、工匠全部迁往山西大同。索敞帮助北魏制定礼制，教化鲜卑贵族，开启了北魏汉化的进程，最终孕育了孝文帝迁都洛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隋唐制度渊源之一就是“梁州（河西）之学”。没有河西对儒家文脉的保存与反哺，就没有后来的北魏汉化，也就没有隋唐盛世。
译经与石窟：佛教中国化的河西路径
佛教在河西也经历了关键的转化。有两个人物至关重要：
第一位是鸠摩罗什。他是龟兹王子的后裔，天才高僧。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去“迎请”他，实则是武力劫持。吕光在回程中得知苻坚兵败，便在武威建立后凉，将鸠摩罗什扣留了17年。吕光不信佛，逼迫鸠摩罗什破戒。在痛苦的修行中，鸠摩罗什反而悟到了佛法不在戒律而在别处。
在武威的17年里，鸠摩罗什与流亡的儒家大族平等相待，学会了如何用汉语和儒家思维来表达佛法。他将佛教修行“次第化”，消解了与儒家的排斥反应。后来他被请到长安，在逍遥园译经，创造了大量优美的汉语词汇，如“觉悟、自在、平等、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
第二位是印度高僧昙无谶。他在北凉时期的武威主持译经，使武威成为与长安并列的译经中心。
北魏灭北凉后，带走了高僧和工匠。这些工匠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随迁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而没被带走的工匠逃往敦煌，提升了莫高窟的品质。因此，武威郊外的天梯山石窟被誉为“中国石窟之母”。
疆域整合：从凉州会盟到大一统中国
唐朝崩溃后，河西被西夏统治。西夏在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重要性：它发展出一套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立的制度。
1247年的“凉州会盟”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当时蒙古西凉王阔端驻扎武威，他意识到高原（西藏）易征服难统治，便邀请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来谈判。谈判地点就在武威东郊的白塔寺。结果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作为交换，蒙古贵族接受藏传佛教。
这一师徒关系后来在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延续。元朝灭亡后，蒙古人回到草原，回归萨满教。直到16世纪后期，俺答汗为了获得统治正当性，在青海湖畔会见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索南嘉措称俺答汗是忽必烈转世，俺答汗则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称号。从此，藏传佛教成为蒙古人的全民信仰。
满洲人（努尔哈赤、皇太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打造了“满蒙联盟”。有了这个联盟，清军才能入关，并将东北渔猎、蒙古游牧、中原财富、高原信仰结合在一起，最终缔造了汉、满、蒙、回、藏多元一统的疆域。
历史的回响：作为方法论的河西走廊
一步步追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多元一统的国家，在历史渊源上是无法脱离“凉州”来解释的。
到了清代晚期，河西走廊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仍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被贬伊犁，他走出嘉峪关时写下“谁道小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他一踏入西域，民族自我意识中的豪气瞬间被激活。他将积累的新疆资料传给了左宗棠，左宗棠最终以酒泉（肃州）为根据地收复了新疆。
到了今天，技术进步了，有人说地理不再重要。我会说，地理仍然很重要，只是起作用的方式变了。过去地理是物理上的硬件约束，你只能从这走；今天硬件约束消失了，但地理构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软件约束”。
技术是工具，而工具是用来达成目的的。目的来自于“你是谁”，来自于你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对记忆的整理构造出来的。河西走廊以特定的方式深深嵌入在这个民族的潜意识中，它定义着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知道在拥有强大技术工具后，该往何处去。
从古至今，河西走廊都是中国的一个方法论。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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