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9 军统档案解密：孙潇潇谈真实的戴笠与对日抗战锄奸
忽左忽右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播客频道 | 忽左忽右 (Left Right) | | 主持人 | 程衍樑 | | 嘉宾 | 孙潇潇（中国情报史研究专家，著有《戴笠与军统秘密档案解读》、《军统对日抗战揭秘》） | | 核心话题 | 军统历史、戴笠秘密档案解密、情报战线的真实逻辑 |
走入情报史：从陈公树的“啰嗦”回忆录开始
程衍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衍樑。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一位中国情报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孙潇潇老师。去年在北京和孙老师聊过一次，当时特别尽兴。孙老师这两年有新作《戴笠与军统秘密档案解读》，此前在2016年还出版过研究军统抗战的《军统对日抗战揭秘》，最近这本书也迎来了再版。
如果你想了解军统历史、了解戴笠这位传奇特务头目的生平，孙潇潇老师的书是绕不开的。十几年前戴笠档案的公开，对国民政府特务情报战线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孙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也聊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研究方向的？
孙潇潇： 程老师谬赞了，我实在不敢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感兴趣的内容和研究心得。
谈到我怎么开始研究军统及戴笠，这要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我本科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系，当时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特工活动有种独特的兴趣。大二那年，我读到了一部著作——陈公树的回忆录。他那一套书第一卷叫《英雄无名》，大陆引进版很多，影响力很大。
陈公树的书有个特点，他没太多敏感的意识形态内容，但行文极其“啰嗦”。读过的人肯定有印象，一个案子从头到尾他能洋洋洒洒写好几章。优点是极为详尽，缺点是文字琐碎。但重点在于，我当时读这部书时，发现他笔下的世界和我脑海中的传统认知完全不同。在过去的教科书里，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形象偏负面，无恶不作、迫害民权。
但陈公树在第一卷《北国锄奸》里讲的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他作为军统北平站负责人，如何带领手下针对日伪汉奸进行刺杀，破坏日本人的阴谋。这和我过去的认知截然不同，越读越觉得趣味盎然。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我又看了台湾编印的官修《戴雨农先生传》，对戴笠和军统有了大致了解。
戴笠这一生当然做过很多负面的事情，比如在内战中搞特务活动。但他们给军统的定位是“对外巩固国防，对内巩固政权”。在抗战中，他们确实发挥了作用。所以我就在这些资料的影响下，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军统北平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地摊文学”到原始档案
孙潇潇： 毕业后我兴趣不减，想找国内的出版物看看大家是怎么论述戴笠与军统的。但看完后很失望，当时的出版物基本还是“细说”风格，道听途说、猎奇成分很浓。当然，这不能怪当时的作者，确实是资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以前关于军统的论述，很多是依托于1949年后关押的那批战犯在60年代特赦后写的文史资料。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个人的回忆往往靠不住，不仅记忆会出问题，叙事也往往带有特定的揭露性色彩。这些内容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公布的档案去补足。
大概在2015年，我在几个台湾朋友的帮助下，看到了台湾军方编印的内部资料。从保密局到情报局，再到后来的“军事情报局”，他们内部编了几部非常重要的史料：一是《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这是1962年军统成立30周年时编的局史，也是唯一一部官修局史，三大册、800多页；二是《本局殉职殉难先烈事迹汇编》，整理了军统历年因公死亡的数千名人员的人事卡片。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忠义救国军”和“中美合作所”的专题制书。忠义救国军是他们在敌后的游击部队，鼎盛时期有两万人；中美合作所则是戴笠在抗战后期倾注全力维持的特种技术合作单位。这两部书是根据军情局保存的原始材料和去台老干部的口述录音整理的，非常细致。
当时我一看，记、表、传都齐了，于是用了一年时间写成了30万字的《军统抗战史稿》。当时出版社觉得军统和抗战联系起来的视角很新颖，但也担心和传统认知反差太大，建议改名叫《军统对日战揭秘》，虽然带点“地摊风”，但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程衍樑： 你的第二本书《戴笠与军统密档解读》，应该就是依托于最近几年新公开的原始档案吧？
孙潇潇： 是的。2012年是军统成立80周年，台湾军情局联系“国史馆”，希望能通过公布档案来重新寻求历史定位，脱掉“杀人魔窟”的帽子。于是，他们公开了“戴公遗墨”59卷，共计4600多件、18000多页。这批东西包含了戴笠亲笔写的批示、报告、给部下的手令，是研究戴笠的核心档案。
2017年初，这些档案全部在网上完整公开，原文影像、彩色扫描，还原度极高。我当时每天没日没夜地下档案，本想编一部《戴笠年谱》，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很多细节和过去的流传完全不同。于是我就写了16篇文章，集结成了《戴笠与军统密档解读》，专门厘清流传极广的传言。
戴笠的事业逻辑：领袖的意志即我的生命
程衍樑： 确实，过去我们了解戴笠，很多时候是依靠魏斐德的《间谍王》。魏斐德作为国外学者，写作年代较早，获得的档案有限，虽然在能力范围内拼凑了人物生平，但中文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戴老板的故事确实需要抽丝剥茧。你刚才提到陈公树的北平站，他们当时在北平到底在干什么？
孙潇潇： 把握戴笠和军统的历史，其实只有一句话：秉承领袖意志，体验领袖苦心。军统核心干部魏大明曾说，衡量戴先生的事业成功与否，标准只有一条：蒋先生成功，他就成功；蒋先生失败，他就失败。
戴笠的行为是随蒋介石的意志而转移的。1937年以前，蒋介石的重心在哪，军统的重心就在哪。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北平站搜集日军情报，针对张敬尧、石友三、张碧这些与日本人勾结的失意政客、军阀进行暗杀。
但另一方面，当时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北平站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对付国内政治力量，比如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将军的队伍。他们做了很多内战方面的特务活动。直到1936年，随着红军长征和“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的重心转向对外，军统搜集日本情报的比重才开始显著上升。
程衍樑： 提到30年代的特务活动，大家通常觉得中统（调查科）在对付地下党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孙潇潇： 确实如此。从原始档案看，戴笠自己也承认，调查科（中统前身）在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上更为专业和突出。
早期特工战：不擅对共的军统与“较有成绩”的中统
孙潇潇： 所谓的“调查科”就是中统。戴笠一直是不服中统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在某些方面的工作确实较有成绩。
军统在1932年成立之初，戴笠曾手写过一份极其原始、字迹甚至不太工整的工作计划。在那份计划的第一条侦查项目里，列出的就是侦查共产党的活动。作为蒋介石直接领导的特务机构，军统绝非不想破坏共产党，但由于掌握的资源不足，尤其是与中统相比，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戴笠和军统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放在针对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上。比如1932年开始，两广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等）一直与南京保持分庭抗礼的半独立状态，戴笠对他们的关注度非常高。
我们翻看台湾“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全宗”里的资料，会发现军统提交给蒋介石的关于两广及其他政治势力（如第三党、李济深）的情报占比极高，而关于共产党的资料，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远逊于中统局。
上海作为当年的经济文化中心，虽然是军统与中统的活动重镇，但在1937年以前的原始档案里，军统上海区的活动资料极少，几乎构建不起完整的逻辑。甚至连当时的人事更迭，我们现在都无法完全掌握。我的理解是，这并非顶层设计时的任务分配，而是军统在那项业务上确实“不太行”。正因如此，他们反而在分化军阀、应对地方势力上投入了更多资源，表现也更突出。1936年后，军统在搜集对日情报、逮捕敌谍汉奸方面的工作才逐渐增多。
权势易位：中统的黄昏与军统的“除奸”高光
程衍樑： 感觉除奸工作是军统大放异彩的时期。相较之下，中统在抗战后的声势似乎就从30年代初的高光时刻彻底跌落了。
孙潇潇： 虽然我不是研究中统的专家，但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来看，中统长时间将精力倾注在对付共产党上，导致他们在1937年以后，手中缺乏针对日方活动的资源和情报线索。这种工作路线的惯性很大，一时半刻很难扭转。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统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曾努力开展对日工作，但正如军统此前对共工作不力一样，中统的对日工作也做得很糟糕。1939年，中统派郑苹如女士刺杀丁默邨失败，蒋介石对此极其震怒，甚至对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撂下一句狠话：“你们以后不要再搞行动了，你们不是这块料。”
这种工作能力上的错位很有意思：中统不擅对日，军统在30年代初不擅对共。而关于戴笠这个人，魏斐德在《间谍网》中花了大量篇幅关注他的生平与职业轨迹。在我关于军统密档解读的新书中，也有一部分内容关注戴老板早期的职场生涯。
从密查组到“十人团”：戴笠的独行侠时代
孙潇潇： 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营的学生。1926年10月入校，没过多久就赶上了北伐。他尚未毕业，就跟着黄埔二期的学长胡靖安一起从事情报活动。他最早的情报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组员”，这是1927年的事。
但密查组仅存在两个月就撤销了。当时正值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戴笠却笃定蒋介石会东山再起，始终坚持追随，并未因其一时的失势而丧志。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戴笠继续为其服务，担任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和侍从参谋。有传闻说蒋下野回到奉化老家时，戴笠曾代表黄埔学生去见过他，这件事大致可信，但说当时就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象，恐怕是后人的附会。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可靠的关于戴与蒋同时出现的记录是在1929年。当时蒋巡视北平见阎锡山，南返路过泰山时留下一张与侍从人员的合影，戴笠站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戴笠依然以“单枪匹马”的姿态出入敌后搜集情报、搞策反。到了1931年，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及两广压力二次下野。此时戴笠的地位已有所上升，他结交了黄埔一期的学长胡宗南。胡宗南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钧座下野，全军彷徨。希望您能让戴笠同志组织一个联络组，继续联络可靠同志，以待东山再起。”蒋介石觉得有理，且戴笠确实可靠，便让他担任了“联络组组长”。
所谓“联络组”只是个名义，毕竟蒋已下野，它不属于任何官方编制。但这个仅有十人编制、甚至“不拿钱自带干粮”的小型组织，正是后来庞大军统特务组织的雏形，也就是军统内部著名的“十人团”。
考据与辟谣：信阳遇险的真相究竟在哪？
孙潇潇： 从1927年到1931年这四年间，戴笠基本是单枪匹马在搞情报，外人很难知晓他具体做了什么，这就导致后来的很多传闻出现了夸大或讹传。我在新书里提到的“策反唐部”和“信阳遇险”，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
“信阳遇险”在军统内部被传得津津乐道。1929年底蒋唐战争爆发，戴笠赶去搜集唐生智部的情报，结果深入敌营跑不出来了。唐部悬赏缉拿他，戴笠眼看逃生无望，得知唐部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的学长，便决定孤注一掷。他直接投奔周伟龙说：“我就是戴笠，南京的探子。既然唐长官要抓我，不如把我的头送给学长，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
周伟龙是个有血性的人，被戴笠一番“晓以大义”后，竟然放走了他。周伟龙后来背叛唐生智，投入军统阵营，成为了“十人团”十大元老之一。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问题在于地点——大家都说是在河南信阳遇险，但翻开陈诚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等原始档案，会发现信阳在蒋唐战争期间始终是蒋方的驻地，戴笠不可能在那儿遇险。故事里提到他最后“过河”（黄河）逃走，信阳与黄河也不挨着。经过考证，遇险地点极有可能是郑州。历史学研究很多时候就是要把这些细节逐一辨析清楚。
特务天才的养成：从顾顺章教材到《水浒传》
程衍樑： 早期情报工作中，我党这边很多技能是来自莫斯科的，比如格鲁乌或契卡的教学。戴笠这些人的特工技能和理论知识是从哪儿来的？
孙潇潇： 戴笠单枪匹马期间的技能来源至今不明。他意外身亡，没留下自传或日记。1932年蒋介石让他当特务处处长时，曾对人夸赞戴笠有“特务天才”，这种泛泛之谈掩盖了细节。戴笠曾对部下说自己是“自学成才”，但具体怎么学的，只有一些可考的碎片。
1932年建立特务处后，他开始吸收国际经验。一方面聘请曾在俄国留学、学过格别乌（GPU）理论的人；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吸收了我党的经验。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先是被中统起用，隔年军统成立，他又被借调过去。顾顺章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特务工作理论与实际》，这成了军统早期的教学宝典。军统元老唐纵在日记里明确提到过，他们在研究“顾孝仙”（顾顺章化名）编的教材。
魏斐德在书里也探讨过军统如何积累实操经验，甚至包括一些非常暴力的绑票方法。沈醉的回忆录提到，他们会在大街上实验如何快速绑走一个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戴笠刚筹备军统时请教蒋介石该怎么做，蒋介石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这是破天荒的事，中国以前没有。你要想知道怎么做，可以多看看《水浒传》。”在蒋看来，梁山好汉的一切做法无非就是情报和行动。这影响了军统后来的整套江湖义气理论，比如抗战时的“忠义救国军”，以及后来台湾军情局的“忠义同志会”。
历史的滤镜：沈醉与文强回忆录的虚与实
程衍樑： 沈醉、文强这些人在被特赦后写了大量文史资料，现在很多文艺作品都取材于他们的讲述。但从档案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故事靠谱吗？
孙潇潇： 沈醉他们的回忆录倒不一定是有意造假，主要是时间久了记忆会出现偏差。当时受鼓励写文史资料，也有挣稿费的考量，记不清的地方可能会凭想象填补。
举个例子，1933年福建事变期间，戴笠的特务处在南京抓了一批反蒋人士。蒋介石后来批评戴笠说，那些人只是搞搞小团体，成不了大气候，在首都乱抓人影响社会稳定。原始档案里有这件事，但对比沈醉的回忆录，你会发现他关于时间、地点、人物的细节描述全都是错的。
再比如，沈醉在书里塑造了一个贪生怕死的戴笠。他说1937年淞沪抗战还没结束，戴笠就先“跑路”了。但通过梳理戴笠当时的电报资料，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他一直待到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四天才撤走。而且他撤走不是主动逃跑，是蒋介石担心他的安全，连发几封电报称呼他为“戴科长”，严令他赶紧撤离，不要因小失大。最终，戴笠是循海路撤往香港，再转赴大后方的。沈醉记错这件事，也许是记忆失误，也许是出于某种塑造形象的动机。
还有关于戴笠私生活的流传，最广的是他与影后胡蝶的绯闻，那个我们稍后再谈。现在流传很广的还有沈醉提到戴笠对他母亲是“伪孝”，说戴笠标榜孝顺，却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把老母亲扔在浙江江山老家不管。但事实上，家乡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不仅遭过日军轰炸，甚至一度被攻陷……
戴笠的家书与那把尽孝的藤椅
孙潇潇：杀害民众是沈醉批判戴笠的一个核心点。但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戴笠写给儿子戴善武的家书，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无奈。他跟戴善武吐槽，说祖母年老不愿离乡。戴笠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人，戴笠在南京工作后，曾把她接到南京栖霞去生活。结果老太太完全不习惯，每天清早连电灯都不开，就在黑暗中摸索着开始做早饭、擦洗饭桌。这把军统局的服务人员、厨师和杂役都吓坏了，纷纷劝她：“老太太您别干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戴老板看见我们要挨骂的。”但老太太不听，她习惯了操劳，在大城市里吃不惯、住不惯，更没人陪她聊天。你想，住在特务机关里，谁敢平时跟她搭话？
抗战爆发后，戴笠撤往后方，劝母亲一起去重庆，老太太死活不答应。她说：“你说家乡会被轰炸，我听说重庆被炸得更惨。在家乡好歹有人陪我聊天，重庆话我也听不懂。”戴笠对此极度无奈，他在给军统浙江站站长吴承章的一封长电报里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过去打电报按字收费，生活琐事通常不会写太长，但这封电报写得非常详细：他教吴承章怎么做一把藤椅，扶手用什么材料、倾斜角度是多少、前面几人抬后面几人抬、造价几何。这把藤椅是送给他母亲的，聊尽孝道。
所以，并非戴笠不把母亲接到后方，实在是老太太不愿走。而且沈醉说戴笠八年没回家看过母亲，这也不符合事实。戴笠自幼丧父，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他对他母亲非常孝顺。军统老干部回忆，逢年过节必有“竹报”（家书）。从原始档案看，抗战中后期，戴笠每年去沦陷区巡视时，都会顺便回一趟江山老家看望母亲。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戴笠带着美国情报官员梅乐斯回到家乡与母亲的合影。
文强回忆录里的“天马行空”
孙潇潇：相比之下，文强的回忆录读起来就有种天马行空、随意发挥的感觉。他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讲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对日的反间谍战。他说当时军统几个特务伪装成白崇禧的心腹，去跟日本特务机关接洽，假装要脱离蒋介石阵营转投皇军。日本特务机关信以为真，给了一笔巨款，结果军统把钱骗走后什么事都没干。在军统内部，这确实是立了大功。
我们查阅1937年军统的工作总报告（现已在台湾公布），里面确实记载了几个人因此获得“特奖”，这是极高的荣誉。文强在文章里说这件事是他主持做的，但档案显示，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闫灵峰。闫灵峰原先在福建活动，来到上海后没人认识，不容易穿帮；而文强长期在上海、浙江一带活动，穿帮风险极大。更关键的是，档案里列出的参与人员有闫灵峰、夏振谢以及一个姓刘的人，唯独没有文强。当然，我们不好说文强完全造假，但至少他叙述的细节与档案对不上。人在复述往事时，往往倾向于把自己摆在核心位置，哪怕只是边缘参与，最后也可能说成是自己干的。
蝴蝶的首饰与徐来的裤子：戴笠的私人世界
程衍樑：那从宏观角度看，关于戴笠乱搞男女关系的传闻呢？
孙潇潇：这个点恐怕是洗不白的。不光是1949年后的文史资料攻击他，在原始资料里也有佐证。比如军统元老唐纵就在日记里批评戴笠，说他最让人失望的就是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到了“朋友妻不可欺”都不顾的地步。作为戴笠的手下，唐纵如果不是气到了极点，大概不会在私密日记里说这种话。
至于胡蝶的问题，陈玉斌老师做过专门考证。现在看来，所谓胡蝶与戴笠同居、金屋藏娇甚至准备结婚的说法，确实缺乏证据。沈醉说的那些细节并不可靠。但另一方面，从戴笠档案的蛛丝马迹中，又能察觉到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我看到过一份戴笠发给军统驻美负责人肖勃的电报，提到要托美国战长（中美合作所相关人员）把胡蝶的首饰带到美国去修理。在那个年代，修理首饰是非常私人的事情。而且电报原文很有意思，原本写的是“胡蝶的首饰”，戴笠后来可能觉得不愿泄露姓名，把“胡蝶”两个字划掉了，改成了“拿过去的首饰”。这说明两人的关系肯定比普通熟人要亲近得多。
还有唐生明的夫人徐来，那是当时著名的影星。戴笠给徐来写的信，语气也很有意思。比如他向徐来借一条裤子，后来发现衣服不太合身，戴笠就在信里开玩笑说：“回头我要找你算账。”这种互动显出两人关系非常亲近。
“红丸案”：戴笠真的包庇了毒枭吗？
孙潇潇：书中我重点考证了两个案子：一个是“红丸案”，一个是“相识案”。这两个案子都是蒋介石亲自指示、亲自关注的大案，而戴笠在其中的角色与流传的版本有巨大偏差。
“红丸案”发生在1933年底福建事变期间。当时军统（特务处）的任务之一是检举贪污，其中就包括对制毒机关的检举，因为制毒者通常都有政府背景。所谓“红丸”，其实是一种戒烟丸，实质是毒品。
沈醉和文强在回忆录里说，戴笠与杜月笙勾结，包庇了制造红丸的机关。但这在逻辑上前后矛盾。沈醉自己也说戴笠是蒋介石不折不扣的“佩剑”和“走狗”，既然如此，他怎么敢在蒋介石亲自盯办的案子上对着干？我梳理了台湾方面的戴笠档案，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戴笠非常焦急地破获了红丸机关。
蒋介石当时的指令非常严厉：不管背后是谁，都要把保护伞挖出来。当时的保护伞涉及上海市政府，包括公安局长温建刚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蒋群。这两个人资历很老，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元勋。戴笠把人抓了，但他发现人证物证并不齐全——主犯没抓到，物证只有一些筛子、托盘等制毒工具。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严令戴笠补全证据。戴笠在电报里甚至显得有些急躁，他反复向蒋介石陈述这两个人一定是主犯，不需要更多证据。他其实是怕办错了案被指控诬告，这与沈醉说的“想方设法包庇”完全是两回事。
“相识案”：军统早期的家法处置
孙潇潇：至于“相识案”（也称箱尸案），陈公树在书中写得洋洋洒洒，却全是废话，言辞闪烁。档案公开后我们才知道真相：当年军统天津站有七八个行动人员，因为手头没钱花，竟然干起了绑票。
他们盯上了天津意大利租界的一户人家，那是北洋时期热河都统江桂梯的后人。江桂梯年轻时在僧格林沁手下当差，后来调停过直皖战争，是北洋元老。到军统时期，江桂梯早已故去，江家表面风光实则外强中干。这几个特务绑架了江家的小女孩，因为小女孩的父亲好赌，欠了一身债，家里实在拿不出赎金。最后这几个特务等不及了，直接撕票。
他们把小女孩的尸体装进一个柳条箱，从天津运到北平德胜门外的七胜寺抛尸，企图嫁祸。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了这种“箱尸嫁祸”是当时特务的常用手段。这帮行动人员出身草莽，江湖匪气极重。戴笠曾说过：“情报人员可以给编制，行动人员绝对不能给。”他在手令里直言这帮人是“江湖匪类”。
这起案子最后被公安局破获，抓住了部分人。戴笠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从南方赶到北平，与公安局协商把人要回来。但他并不是要徇私枉法，而是直接把涉案的八个人全部枪决。这是军统早期的“家法”。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军统因为违反纪律被枪决的人总共只有十几个，“相识案”就占了八个。陈公树的书名叫《英雄无名》，如果写了这种绑票撕票的丑事，显然与书的主旨冲突，所以他才藏着掖着。
戴笠的管理哲学：生进来，死出去
程衍樑：这确实暴露了军统早期的管理问题，戴笠是如何驾驭这群“牛鬼蛇神”的？
孙潇潇：这是最让戴笠头疼的问题。他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工作同志应以情感来接纳，以理智来运用，以纪律来维系。”重点在于最后一句。
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初，他就颁布了《工作人员信条》、《奖惩规则》和《保障办法》。他的“工作人员信条”有八项，包括：愿以本处为终身职业、愿为任务牺牲一切、绝对保守秘密、绝对不变更意志、不为难、不招摇、不撞骗等。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组织。魏斐德在书里有一章就叫《带进棺材》：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到了抗战中后期，军统财政极其拮据，戴笠天天拆东墙补西墙，最后不得不改变态度，说“没用的人赶紧发遣散费清走”。但在早期，他非常强调“终身制”，因为担心人员退出后泄露秘密。
在惩戒方面，军统分为五级：申诫、记过、罚薪、停职查办和死刑。死刑通常针对四类行为：一是通敌有据（出卖机密给日本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二是有意泄露秘密（虽然没通敌，但把消息告诉报社等）；三是敲诈或收贿情节重大（如红丸案相关的诱惑）；四是谋害同事情节重大。刚才提到的“相识案”，就属于典型的敲诈与害命，最终触动了戴笠的铁腕家法。
铁律下的高压：军统的纪律、休假与“集体生活”
孙潇潇： 谈到惩戒，军统的尺度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你贪污受贿情节重大，或者为了敛财而绑票，那是绝不姑息的。除了考绩奖惩条例，军统还有一套极严的工作纪律。
我们刚才提到一点，在军统的奖励机制里，有一条甚至比发奖金还要重要，那就是“休假一星期到四星期”。为什么休假对军统人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军统的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了。按照戴笠的规定，内勤人员每天的办公时间是10小时：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已经8小时了，晚上8点到10点还得雷打不动地上夜班。
为了保密，内勤人员一律实行集中用餐，就在办公室里吃，绝对不允许出去“乱吃”。住宿也是统一在处内，即便你有家室，可能一个礼拜才放你出去一天或者半天，而且出门前还得写“出门条”。这种管理模式是非常严苛的。比如一个股或一个科，如果总人数在7人以下，绝对不能有两个人同时休假。
鲜血祭旗：军统成立初期的死刑名单
孙潇潇：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惩戒案例，管窥军统的价值观。
在军统记录中，最早被惩戒的人叫廖淑伦。他是黄埔四期出身，论起来还是戴笠的学长。1932年6月，军统才成立两个月，他就加入了。可就在特务培训的第二天，他因为没请假就私自外出陪女朋友玩，直接被戴笠送往宪兵司令部执行监禁。这是军统历史上第一个受惩的人。
再往后，有一个叫何鸿的人，他和戴笠一样是黄埔六期骑兵科的，1932年4月参加军统，后来被派去给蒋介石当卫士。当时蒋介石一直在严查毒品案，何鸿在查办过程中受贿，拿了毒贩子800块钱。按照刚才说的，受贿情节严重者枪决。经戴笠呈报，蒋介石批示，何鸿被处决了。他应该是军统内第一个因违反纪律被判死刑的人。
还有一个叫蔡崇勋的，性质属于敲诈勒索。他在南京工作时，私自拿了一张军委会的公用纸找到一个市民，恐吓对方有汉奸嫌疑，要把人带走。其实他就是为了勒财，威胁市民花钱了事。这事最后被戴笠侦查出来，同样报请蒋介石将其枪决。再往后，就是著名的“相识案”，一下枪决了8个人。
奇人项强伟：让戴老板“流泪”的亡命徒
程衍樑： 我记得你以前讲过，军统里有一个人特别顽劣、劣迹斑斑，但干活又特别好使。戴笠对他非常犯难，甚至考虑过要不要除掉他。
孙潇潇： 对，那个人叫项强伟。戴笠虽然口头上经常标榜军统纪律严明，但实际上，有些角色他是真的“奈何不得”，项强伟就是典型。
项强伟几乎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从小放羊。他放羊时闲得无聊，就练就了一手用石子打飞鸟的绝技。后来他父亲被人杀害，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木壳枪，跟母亲交代一声就去把仇人杀了，从此成了亡命徒。
戴笠成立军统后，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物，很想收为己用。几经周折，终于把项强伟找了过来。向强伟最初以为是给他介绍个正经差事，结果到了地方一抬头：浙江省警官学校。戴笠当时在那里办特训班。项强伟心里犯嘀咕：“这不是警察局吗？肯定是要抓我。”
等戴笠坐下来准备跟他谈话时，项强伟突然说：“不好意思，我要吐痰，别把屋里弄脏了，我出去吐口痰。”戴笠说：“去吧。”结果这一“吐痰”，这家伙拔腿就跑。戴笠一看，不怒反喜：“这个人我要定了！”他觉得项强伟太聪明、太机警了，竟然能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走。
后来项强伟被重新找回，接受了特训，成了军统上海区的行动干员。他确实立了不少功，包括1938年9月刺杀唐绍仪的行动。当时出动了四个人，除了组长赵立军和线人谢志盘，剩下两个就是王兴国和项强伟。关于最后是谁朝唐绍仪劈了那一斧子，历史上有争议，但极有可能就是项强伟。
铁腕与柔情：当纪律遇到“老江湖”
孙潇潇： 项强伟这种人，立了功但思想觉悟不高。后来他去浙东当行动队队长，抗日没干多少，扰民却有一手。有一次，他竟然把一个叫胡国镇的人的宅子给烧了。胡国镇是谁？那是军统的大佬，是戴笠的结拜兄弟。
胡国镇气坏了，找戴笠告状：“项强伟这种人，连我的房子都敢烧，更别说老百姓了！”1943年前后，戴笠去浙江沦陷区巡视，打算解决项强伟的问题。但他知道项强伟是强盗出身，手下的人个个不好惹，于是做了两手准备：先派队伍包围项强伟的驻地，然后自己亲自去谈。
戴笠劝他：“你这队伍不能再带了，得解散。”项强伟脾气上来，根本不买账。最后，戴笠竟然打了一副“感情牌”——他突然坐在椅子上开始流眼泪。项强伟哪见过这场面，当时就慌了：“代先生，我错了！我解散队伍还不行吗？你快别哭了，我见不得你哭。”
你看，管束这群手下不容易。对这种人，纪律解决不了问题，得靠“吃软不吃硬”的江湖手段。
“整顿职场”的卫士：戴笠自己也得扫地
孙潇潇： 还有一位名人叫王鲁乔，刺杀王亚樵和在河内刺杀汪精卫，都是他的手笔。他是山东济南人，国术馆出身，功夫高、枪法准、脾气直。
有一次，他在戴笠办公室当值。戴笠那天心情可能不好，数落他：“鲁乔，你看这办公室脏成什么样了？地上有纸屑你也不扫一扫！”这本是件小事，没成想王鲁乔梗着脖子回了一句：“戴先生，我是你的卫士，不是保洁员。扫地这种事你应该叫杂役来做。”
戴笠气炸了：“我还支使不动你了？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部下，让你扫个地你都不扫？你不扫我枪毙你！”王鲁乔更硬气：“那你枪毙我吧，反正我不扫。”
两人就这么杠上了。最后戴笠没办法，只能自己拿起笤帚把地给扫了。这种人，你难道真因为这点小事杀了他吗？以后谁还敢替你卖命？而且正如王鲁乔所说，让他这种大才去扫地，确实是大材小用。
那个“消失”的女线人：余婉君真的被灭口了吗？
孙潇潇： 顺带提一下刺杀王亚樵的事。很多文学作品或传闻里说，当时带路的线人——也就是王亚樵的情妇余婉君（也有说法叫王木兰），带着孩子被军统特务残忍灭口了。
但我们现在查阅戴笠的档案，发现刺杀完王亚樵后，戴笠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他特意给杭州的负责人发电报，说这个女线人要到杭州隐姓埋名，一定要防止王亚樵的死党追踪到她，要求处里把她好好保护起来。
一直到1938年抗战爆发，王亚樵案过去两三年了，戴笠还在指示下属：那个女生现在换名叫金时欣，她在上海看到了王亚樵的故旧，非常害怕，你们赶紧帮她再转移一个地址。可见，军统并没有杀她灭口，而是一直在保护她。
“毒人”余乐醒：军统里的留洋化学家
程衍樑： 在《潜伏》里，余则成被设定为余乐醒的学生。在军统内部，余乐醒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甚至传说他发明过很多毒计。
孙潇潇： 戴笠经常感慨，军统这种单位，大学生是不爱来的。因为干的是“脏活累活”，而且身份是“黑官”，政府公文里可能根本不承认你的衔级。但余乐醒是个例外。
余乐醒是真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留法、留德，甚至还留过俄。他学的是化学工程，早年回国还开过汽车制造厂。抗战爆发前，他已经是军统内部的化学专家。后来他主持特种技术研究室，研究毒剂和炸药。
关于他做毒药，有一个传奇故事。军统元老刘仲康回忆说，余乐醒长得“两目如灯”，高高瘦瘦，一看就是个搞学问的怪人。他办公室里放满了小点心、小糖果，但谁也不敢偷吃，因为那全是实验下的毒。
据说余乐醒为了实验化价的毒性，甚至敢在事先吃了解药的情况下自行吞服毒药，结果把自己弄得呕吐不止。这种“忘我”的境界，简直像漫画里的反派，是个十足的怪人。
致命的缺陷：为什么军统不喜欢用手榴弹？
孙潇潇： 1938年军统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派出的都是陈公树这种执行过上百起行动的老手，唯一的例外就是余乐醒。当时想过用毒杀，余乐醒研究了半天，打算在汪精卫吃的面包里注射毒剂。
结果方案失败了。那种毒剂虽然无色无味，但一注射进面包，里面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黄色颗粒，一眼看去就不正常，根本没法下嘴。所以抗战期间，军统杀汉奸还是以枪击和斧劈为主，用毒和用炸弹的都不多。
为什么不用炸弹？1938年军统在上海刺杀苏锡文（伪上海市长），派了老行动员郭大德去扔手榴弹，结果手榴弹弹开了，只是把苏锡文吓个半死。戴笠对此非常不满意，数落了负责人周伟龙一顿，说这种行为太“幼稚”，不可靠。
后来派黄毅光去杀汪精卫，毛人凤作为主任秘书，深知戴老板的心思。他在方案里看到“扔手榴弹”这一项，直接提笔滑掉了，批注道：“扔手榴弹不能准确。”
悲剧英雄黄毅光：一个“藏不住话”的刺客
程衍樑： 你专门写过黄毅光。他是一个爱国华侨，投身军统去执行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非常像荆轲。
孙潇潇： 黄毅光是墨西哥华侨。他早年曾和同伴徒步环游世界，在法国时经历过一次坠机事故，结果大难不死。抗战爆发后，他满腔热血回国投效空军。
但空军门槛高，黄毅光身体太壮，不够灵活，只能干地勤。他每天郁郁寡欢，后来被空军司令王淑明发现了。黄毅光早年在法国养伤时，曾见过汪精卫一面，有些交情。汪精卫投敌后，黄毅光非常愤怒，主动提出要去刺杀汪。
王淑明觉得空军很难实现这种任务，就把他介绍给了戴笠。戴笠非常佩服他的勇气，给了他一个直属通讯员的头衔，简单训练后派往南京。当时拟定的方案很奇特：因为黄毅光力大无穷，甚至传说能与老虎肉搏，军统竟然想让他找机会徒手把汪精卫掐死，也不要他用手榴弹。
但黄毅光的性格其实不适合当特工。他当兵时的朋友回忆，黄毅光这个人大大咧咧，饭量极大，一边吃饭一边拉着大家讲他环游世界的见闻，嘴根本停不下来，心里也藏不住事。这种性格，在那个险象环生的环境里，注定是一场悲剧。
业余者的壮烈：黄以光与陈三才的刺杀往事
孙潇潇： 很少有人重视黄以光，因为留下来的只是他牺牲前的一些生活片段。但我认为这些资料极其重要，你能从中看出，他其实并不适合特务工作，更不适合去执行难度如此之大的任务。他抵达南京后很快就露出了马脚，被汪精卫察觉到图谋不轨。最后他甚至没见到汪精卫的面就被抓了，关进了汪伪的看守所。
黄以光最后的表现非常大义凛然。他写下了一些遗书，其中有一句话叫：“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而死。”没过多久，他就被汪伪政府处决了。值得一提的是，像黄以光这样的人，即便在军统内部也极少有人了解他的生平。抗战胜利后，军统编印过两本名为《先烈史略稿》的小册子，专门记录牺牲的行动人员。写到黄以光这一篇时，执笔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下笔，因为局内几乎没有他的人事资料。他属于“半路出家”，进军统后跟戴笠谈了几次话，马上就被派往南京执行秘密任务。最后，黄以光的传记是由戴笠亲自执笔审核、定稿的。这本小册子现在还能看到，在国家图书馆的民国图书库里也能检索到。在那篇《黄以光烈士事略》的末尾，署了一行小字：“本篇经请戴先生亲自核证。”
程衍樑： 整体听下来，派他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感觉是一次非常欠考虑的行为。
孙潇潇： 这确实跟我们的常规认知非常不同。不光是黄以光，当时刺杀汪精卫的还有一位爱国工程师叫陈三才。他试图通过白俄的路线去行刺，当然最后也没成功。他的方案是想用“穿甲枪”打穿汪精卫的保险座车。关于购买穿甲枪的档案，现在在戴笠档案里还能查到。
陈三才是北极电气公司的总经理，清华毕业，受过高等教育。他最后把穿甲枪藏在冰箱里，结果汪伪特务搜捕时，直接从冰箱里把枪给抄了出来。前阵子我在《澎湃·私家历史》写过一篇考证文章，仇峥江老师也写过陈三才的事迹。他和黄以光的情况类似——军统在执行任务时，有时更看重“路线”而非“训练”。
比如你像向强卫（向影心）那样武功再高、枪法再准，如果你接触不到汪精卫，那你肯定执行不了任务。所以他们极度看重工作路线。但光有路线却没经过适当培训，现在看起来就是白白牺牲，给人一种“什么办法都试一下”的急于求成感，把刺汪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当时在上海，戴笠的秘书毛万里也曾想办法运作一个能接触到汪精卫的人，那是个警卫员或者军队里的中低层干部，想趁汪精卫检阅时开枪。军统发展刺汪路线，全是盯着这种“有关系”的人，不一定要求对方受过什么特工训练。
审批流程与“大水冲了龙王庙”
程衍樑： 在这些刺杀事件中，刺杀日军将领自不必说，但在沦陷区刺杀那些“疑似投敌”的人员，中间有误杀的成分吗？比如你前面提到的杀唐绍仪（曾任国务总理），或者在上海刺杀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之孙）。后来有很多说法认为，这些人未必真的彻底投敌了。军统的除奸工作有严谨的审批流程吗？能保证制裁背后有详实的依据吗？
孙潇潇： 首先，审批流程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戴笠本人必须亲自审核。现在看戴笠档案，经常能看到他写的批示，强调“制裁汉奸必须事先报批”。因为军统自己吃过这种亏。
在军统的《事迹汇编》里讲过一个案子，我印象特别深。有个叫魏辽生的工作人员，看照片眼神游移，长得确实有点像汉奸。实际上他是军统打入汉奸组织的潜伏人员。但不幸的是，因为他装得太逼真了，被其他部门的抗日志士给打死了。这就是典型的误杀，是秘密部门之间互不通气造成的悲剧。
军统跟其他单位可能无法保证沟通畅通，但至少要求“自己人绝对不能乱杀自己人”。所以戴笠要求，执行案子时，你要打哪个汉奸，必须提前把名字报上来，批了才能打，就是怕误杀潜伏人员。
1938年8月18日，军统打了一个重要汉奸，叫陆连奎。他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华督察长，职位比探长还高，在租界几乎一手遮天，手下能指挥三四千个流氓和上千名便衣。陆连奎是个复杂人物，早年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为市民破过不少盗抢案。抗战开始后，他没撤到后方，在租界有大量产业，比如上海人可能听过的大陆游泳池、中南饭店、中南书厂，他走不开。
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势必得虚与委蛇，结果一步错步步错，勾结越来越深，开始给日方提供不利于抗日志士的情报。当时上海的情况是，租界是英美法列强的地盘，日本人在抗战初期还没对列强宣战，不能侵入租界。军统上海区等抗日组织都潜伏在租界活动，因此必须跟租界警方搞好关系。像陆连奎本是军统极力争取对象，没想到他彻底倒向日方，最后不得不派人在中南饭店门口把他打死了。
这又回到了误杀的问题。杀陆连奎没错，但他手下有个总探长叫刘少奎。刘少奎帮陆连奎料理丧事时，接到了军统上海区几个工作人员的威胁电话：“你现在忙着办陆连奎的丧事，要不把你自己的丧事也一起办了吧？他是大汉奸，你是二汉奸。”刘少奎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刘少奎其实早就被军统发展成了捕房内部的高级线人。每当捕房要抓军统人员，刘少奎都会第一时间送信或打电话给军统负责人。但他的身份是高级机密，基层行动人员根本不知道。
刘少奎赶紧联系军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核实情况后，上海区马上回信：“不要担心，我们知道是谁打的电话，那几个人是新从外地调来上海的，不了解你的底细，我们已经交代过了，绝对不会误杀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杀人之前必须经过审批报批。
从枪击到斧砍：军统上海区的“硬核”演变
孙潇潇： 1938年底，杀陆连奎案过去三个多月后，军统又刺杀了重要的经济汉奸钱敬平（又名钱颖清）。这人在北洋时期就很有名，沦陷时期帮日本人搞经济。军统人员趁他没睡醒，冲进屋子直接用斧子把他砍死了。
程衍樑： 除了枪击就是斧砍？为什么不能用刀？斧子也太惨烈了。
孙潇潇： 斧子看来比刀子好用，而且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没有声音。打枪的话，枪声马上会把附近的巡捕招过来，行动人员不好脱身。用斧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从唐绍仪那个案子之后，我发现军统上海区就开始喜欢用斧子了，发现这比枪好使。
程衍樑： 军统上海区才是真正的“斧头帮”？
孙潇潇： 是这样。杀死钱颖清以后，上海区把消息报到重庆本部。当时戴笠正好在外出差，本部把消息转发给戴笠。戴笠最初可能太忙，没看细，回电说：“好事，发奖金，下嘉奖令。”结果过了一阵子，戴笠突然觉得不对，发现杀钱颖清的事没实现报批。他重新下了一道电令给局本部：杀钱颖清没问题，这人是铁杆汉奸，但因为“事没报批”，负责人必须记大过一次。这说明他们非常注重程序合规。
程衍樑： 既然如此，杀唐绍仪、杀李国杰，无论今天外界怎么评价，背后应该是军统掌握了确凿的通敌内情？
孙潇潇： 李国杰案没什么问题。唐绍仪的情况复杂一些，学界很多前辈做过详实的考证。简单说，日本人当年有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拉拢南方的唐绍仪和北方的吴佩孚。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掌握唐绍仪沟通日本的确凿证据，但从国民政府的角度看，他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隐患。这已经不光是戴笠审批了，是蒋介石亲自下令除掉唐绍仪的，这个电报现在能查到。
至于吴佩孚，军统卷宗里没有提到最后是他们刺杀的。但我注意到戴笠曾不止一次指示北方负责人杀掉吴佩孚。北方负责人回电说：“吴佩孚没有通敌证据，为什么要杀他？”戴笠在电报里很坦诚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吴确实没有通敌证据，但他处在那个位置上就是最大隐患。对于这种高阶人物，军统考虑的不光是证据，只要有通敌的可能性，且你不愿去大后方，留在沦陷区，那就全部干掉。
谁是军统第一杀手？
程衍樑： 讲了这么多，军统这些执行人员里，谁手上的人命最多？
孙潇潇： 这要分怎么看。具体执行一个案子，哪怕是唐绍仪案，谁劈了那一斧子，现在也很难考证清楚，好几个人一起动手，这是最高机密。我觉得即便台湾方面持续公布档案，这些细节可能也会被遮挡，或者根本没留资料。
如果从宏观角度说，陈公树主持上海区期间干了上百起行动案，他手下打了上百个汉奸和日军官佐。如果非要评一个“第一杀手”，陈公树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背的人命最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晚年一方面写回忆录给自己“洗白”，另一方面又非常低调。维基百科上关于他哪年去世都是个问号。
程衍樑： 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我曾看到过，要么是陈公树，要么是谷正文在书里提过一个叫段云鹏的人。说他在北平执行任务，神乎其神，跟地摊小说一样。说他1943年潜入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宅邸，偷了个“九龙碑”，完全是楚留香式的英雄故事。
孙潇潇： 这应该是谷正文的手笔。谷正文写的资料确实饱受诟病。虽然热播剧《渗透》等作品刻画过谷正文，但从公布的档案看，他写的东西很多都不可靠，夸大其词。段云鹏偷九龙碑、偷翡翠球，甚至要偷天皇送给冈村宁次的手枪，在军统档案里完全没看到。
戴笠之死：阴谋论还是技术意外？
孙潇潇： 不过有件事我记得：抗战胜利后，郑介民（当时戴笠已坠机）给蒋介石的一个报告提到，戴笠临上飞机离开北平前，确实拿走了一些古物。临走时他跟北平负责人马汉三说：“此物皆献呈领袖者。”他是想把古物献给蒋。
程衍樑： 戴老板的死非常仓促。沈醉曾说，戴笠一死，老蒋就像“瞎了眼睛，聋了耳朵”。有一种阴谋论认为，因为戴笠抗战时跟美国人走得太近，搞“中美合作所”，引发了蒋介石的忌惮，所以被老蒋主动“清理”了。
孙潇潇： 这个说法溯源起来，最早出自戴笠的女性友人陈华。陈华不只是红颜知己，戴笠这辈子喜欢拜把子，他和上海影星许莺莺、陈华三个人结拜成姐弟。陈华晚年写回忆录披露了这种阴谋论。
但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不光是史料问题，连基本逻辑也通不过。她写了一些细节，比如戴笠在飞机上临死前说了什么、怎么拿手枪让谁打他一枪，但那架飞机上最后无人生还，这些细节她是怎么还原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确实面临挑战。蒋介石想改组军统，这是事实。戴笠当时处境不好，甚至想出国，这也是真的。但很难想象蒋会把自己亲手扶植、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肉体消灭，蒋没有这个动机。
比较可靠的解释还是何邦利先生的文章，他是从飞航角度分析的。戴笠当时着急回南京开会，请空军司令王淑明（绰号“王老虎”）派飞机。王淑明吩咐底下人“找个老飞行员”，意思是要经验丰富的。但底下人理解得很机械，真的找了个年纪大的，叫冯俊忠。冯俊忠技术还可以，但毕竟岁数大了，当时国民党空军刚经过一波换装，由于他一连串的操作失误，最后导致飞机失事。这是目前最科学、最可靠的解释：一个技术原因，加上一点人为因素。但这个“人为因素”绝对跟老蒋那边牵不上线。
另一场“色戒”：被档案埋没的刺杀丁默村计划
孙潇潇： 看了戴笠现在新公布的原始档案我才知道，原来军统同样策划过一起刺杀丁默村的方案，而且也是由一名女性人员作为执行者。与其叫她情报人员，其实她更多是一个“运用人员”。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一点：军统在刺杀目标时，常常考虑的不是这个人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更看重他有什么“路线”。
这位女性叫许立行小姐。在档案里，为了刺杀丁默村，军统和中统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既然中统那边已经要动手了（郑苹如案），军统这边也不能闲着，总得做出点成绩让领袖高看一眼。戴笠运用的方式同样是通过女性设法接近。这里要提到为什么汪伪方面会对军统的这种手段深感忌惮。当时有个叫金雄白的在汪伪政权任职，据他回忆，军统为了保证通讯安全，在上海区长陈公树的电文里往往不直呼高级刺杀目标的名字。
比如汪精卫，电文里绝不会提“汪逆”，甚至连姓氏都不点出，只说“某逆”或者“收店人”。作为上海区长，你肯定知道戴老板提的是谁，不需要说明。丁默村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关于他的电文里，用的是“某逆”这样的字样。
在电文原件里，我看到陈公树报告说：“许对某逆，却已能引入歧途。”可见丁默村确实是个好色之徒。我当时看台湾方面彩色扫描的档案原件，放大以后发现，在“某逆”二字边上，有一个戴笠的随从秘书人员用红铅笔写的小小的“丁”字。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某逆”指的就是丁默村。
只不过这个行动具体最后是怎么展开的，或者到底有没有全面展开，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这个行动最后一定是失败了，因为丁默村活到了抗战之后才伏法。陈公树本人当时其实并不看好这个计划。我们在电文里能看到戴笠一直在劝说陈公树。陈公树在电文里表达了他的担忧，说这个许小姐胆子小、爱钱、不靠谱。戴笠回复说：你的担心都对，但她有“路线”。戴笠的逻辑是，只要有路线，你就再鼓励鼓励她，他觉得对方也是有一定“忠义之心”的。
戴笠很希望能促成这件事，但最后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在档案里就没了下文。不仅是“国史馆”的档案里没下文，我查了保密局在1950年代编纂的《戴先生遗训》，那是戴笠电文的汇编，内容和现在的“国史馆”档案互补，里面虽然也提到了许小姐刺杀丁默村的内容，但同样没有交代结局。可见这个事最后大概率是不了了之了。
所以陈公树晚年在回忆录里写过一番话，当时我没看到原始档案时印象就很深。他说，对于运用女性工作人员执行刺杀任务，他向来不太看好。并不是歧视女性，而是这种事本身具有极高的危险性，女性的长处更多在于心思细腻、感情丰富，并不一定适合这种暴力执行工作。现在把档案一对比，我就会觉得陈公树写这段话时一定是有所感触的，可能就是因为许立行这个行动的失败，让他晚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只不过他当时没有再提许立行的名字，这段历史也就真的被完全埋没了。许立行本身是个私娼，我们现在连她的照片都找不到，完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从“别动队”到“别动军”：军统特种作战的鸟枪换炮
程衍樑： 讲完了除奸的事，其实军统干的活儿不只是这种纯粹的暗杀。如果只搞暗杀，那就跟早期的光复会没什么区别，成了一个拿炸弹炸人的“阿萨辛”团体了。其实军统还干了很多别的事情，比如抗战期间的对日特种作战，以及在沦陷区的物资抢运工作。这方面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孙潇潇： 没错。这里要提到一个组织——“忠义救国军”。这五个字过去在内地的名声是很差的。这种差评倒也不全是冤枉他们，因为忠义救国军成军以后，人员组成非常复杂，良莠不齐。里面有很多帮会分子，一方面欺压老百姓，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后来投靠了日伪。民国时候的报纸上，这种“忠义救国军某部投敌”的新闻层出不穷。
但到了后期情况有所好转。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淞沪会战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名字很拗口，简称就是“别动队”。它底下有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这五个支队是由军统人员、杜月笙的帮会分子、上海劳工、青年学生、店员等“五行八作”的人组成的。说好听点叫“民间义从”，说难听点就是一群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淞沪会战一结束，这支部队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战斗力确实不行。残部撤退到浙江、安徽一带进行整训，一点点重新招揽队伍，最后变成了“忠义救国军”。早期的战绩不能说没有，但确实不耀眼，主要是在江浙皖一带进行小规模、化整为零的游击作战。
我个人认为，它早期的作用跟上海区这种潜伏单位区别不大，执行的都是小规模战斗任务。比如上海区的行动人员不够了，有的是从后方训练班调，有的就直接从忠义救国军里抽调。
但到了1942年以后，情况完全变了。这时候戴笠先后和英国、美国的特种机关展开合作。全面抗战的前四年，中国基本上是独立抗战；后四年，我们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洪流。投射在军统方面，前四年他们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的“水浒传”那套打法，在大城市里刺杀日伪高官。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管了租界，军统在大城市里的潜伏空间被压缩殆尽。1942年5月，上海最后的大规模对敌单位“上海行动队”被彻底破坏。
大城市待不下去了，对敌行动不能停止，因为这是军统最重要的任务。于是戴笠决定“重启炉灶”，组建了“别动军”。他把忠义救国军、铁道破坏队、各区站撤下来的行动人员，以及在各地搞爆破的“豫北工作队”、“湘北爆破队”等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接受全新的美式军事训练和装备。
别动军到抗战胜利时大概有10个左右的纵队。虽然还是游击作战，但那是“鸟枪换炮”后的游击。由于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对日军造成的打击比头四年大得多。当然，别动军同样存在扰民不法的问题，这也是它为人诟病的地方。我前两年写过文章，觉得对别动军的评价没必要全面否定，也没必要过分肯定，贵在实事求是、功过并陈。
这些特种作战的内容包括打伏击、绑票暗杀、搜集情报，武器更先进了，人员也更多了。有时候也会有正规战，比如在湖南的第四纵队，指挥官何继元是黄埔出身，他打过几场歼敌几百上千的大仗，美方对此非常认可，还给何继元发过美国的勋章。
别动军其实是很神秘的，但它有非常详实的战斗详报。在台湾的“军情局”和我们大陆的“第二历史档案馆”都有。如果有人能把这些详报梳理出来，跟日方的战史做对比，会非常有意义。你会发现，别动军的起伏跟正面战场完全是反过来的。1937、1938年正面战场打得很狠，后来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像史迪威指责的那样，大家有点“等着美国人摘果子”的心态，正面推进不多。但反过来，别动军这个组织是在后期应运而生，成了国民政府后期从事对敌特种作战最重要的单位。
珍珠港的“神话”与“真空情报”的真相
程衍樑： 接下来讲讲中美抗战情报合作，也就是著名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这应该是戴笠抗战后期投入精力最多的事业了。我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美国人之所以愿意跟戴笠合作，起点是珍珠港事件。传闻军统的女性少将破译员姜毅英破译了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虽然华盛顿当时没信，但证明了中国特工的能力。这事儿是真的吗？
孙潇潇： 这方面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国外以及日本学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军统当时并没有侦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直接情报。这应该是个误传。
军统的情报专家邱审均专门写过文章反驳这个说法。过去传说是什么池步洲，或者是姜毅英。姜毅英的事儿应该是后来“军情局”公开资料时自己加了很多演义成分。而池步洲根本不是军统的人，他是军令部的，最早跟中统还有些关系。
邱审均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个误传，可能跟军统当时一次比较成功的情报作业有关。军统在抗战时开展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情报门类，叫“真空情报”。这是一个很冷僻的名词，简单说就是“侦译日本空军密电”的缩写。
邱审均当时就在成都的“真空部门”工作。他侦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有两艘极其重要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它们在新加坡以北海域被日军飞机击沉了。军统侦察到这个情况后，马上转告了英国驻华大使馆。但英国方面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那两艘战列舰级别那么高，飞机怎么可能把这种巨舰炸沉？另外他们也不相信中国的情报能力。
结果隔了半天一天，英国方面自己的情报到了，完全属实。英国人非常震惊，不得不对中国的情报作业表示认可。所谓的“侦获珍珠港情报但美国不重视”，诱因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
华盛顿大饭店的豪言：戴笠与梅乐斯的共患难
孙潇潇： 至于中美合作所的建立，戴笠布局很早。早在1937年以前，他就有了开展国际情报业务的意识。他派了很多具备国际背景、通晓外文的特务去国外开展业务。其中他最倚重的一个人叫肖勃。
肖勃是湖南人，黄埔三分校和浙江警校毕业，还受过驻外武官训练。1935年被戴笠送往美国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后来当了军统美国站站长。他是中美合作所的主要推动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肖勃联络上了美国海军部一些熟悉中国问题的专家，共同策划“友谊合作计划”。
据说有一次在华盛顿大饭店开会，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五星上将金（Ernest King）也在场。金上将当时对肖勃提出的建议表示将信将疑，尤其不相信军统在敌后到底有多大力量。肖勃当时可能也是话赶话，指着中国地图沿海的沦陷区，放下了一句豪言壮志：“你们美国情报官员到了这些地方，甭管你想去哪，军统人员都能安全护送你，并圆满完成任务！”
金上将说：“只此一言，大势已定。”双方就这样开始了合作计划。美国派出了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来华，与戴笠筹建中美合作所。
戴笠对这事儿非常上心。为了兑现肖勃吹出的“牛皮”，他亲自带着梅乐斯去沦陷区走了一遭。那是1942年6月，他们去了浙江，顺便还回了一趟戴笠的老家江山看望他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两人还遭遇了日机轰炸，一起躲到树底下，一边看着飞机炸，一边商量怎么组织游击队把飞机干掉。两人也算“共过患难”。
回到重庆后开会，梅乐斯还是那个问题：“你们在敌后到底有多少力量？”结果没过多久，关于各地的敌后情报就像雪片一样送了过来。梅乐斯彻底认可了军统的力量。
更重要的一点是，梅乐斯在接触戴笠之前，听说戴笠在美国是声名狼藉的。有的资料叫他“中国的希姆莱”，有的资料甚至说他为了保密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两次。但梅乐斯见到戴笠后，觉得他就像个正常的中国教书先生，并不凶神恶煞。这种个人层面的信任，让双方合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豪宴背后的暗影：戴笠的“血本”与中美所的遗产
孙潇潇： 戴笠为了中美合作所真是下了血本。他把军统所有的重要干部都调过去担任各组组长，还专门修建了宏大的营地。
但有一点很让人诟病。抗战后期，重庆的生活非常清苦，很多公务员甚至戴笠身边的近侍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史迪威的回忆录里提过，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甚至生活在老鼠出没、孩子生殖器被咬掉的恶劣环境里，很多人还得夜盲症。但戴笠为了满足美国人的生活，在招待上极其奢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一顿饭动不动就花掉几十万、上百万法币。
唐纵在日记里吐槽戴笠，说同志们生活这么苦，戴老板一顿饭花这么多钱，大家的这种不满已经达到了极点。但戴笠的想法是：一方面他好面子；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在生活上尽量满足美国人，这样在谈判和技术合作上我就能尽量不退让，争取更多的美国援助。这就是戴笠的作风。
中美合作所最终给中国抗战带来了什么？首先是大量的物资和装备。其次是培训了大量军统人员。它设立了很多气象站，为美国海空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提供了关键的气象情报，服务了整个西北太平洋战场。别动军接受的美式训练也全靠合作所。此外还包括海空情报、运输，甚至帮军统训练了特警和提供了先进的审讯设备。
中美合作所在1946年左右正式结束。今天和衍樑聊这些真的太开心了，也算是在这些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很多史实进行了辨析和修正。
程衍樑： 没错。我也大开眼界。关于军统和戴笠，没有人敢自称专家。正如你所说，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更新，研究空间还非常广阔。这些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特务阵线故事，档案里的核查总是充满趣味，而且故事是聊不完的。我们以后再请孙老师上来多聊聊。感谢孙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孙潇潇： 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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