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美苏冷战与间谍小说的全盛时代
忽左忽右
| 背景信息 | 内容 | | :--- | :--- | | 播客名称 | 忽左忽右 (Just Pod) | | 本期嘉宾 | 郑诗亮（《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间谍文学研究者） | | 本期主持 | 程衍樑、杨一、沙青青 | | 核心话题 | 间谍文学的起源、大英帝国底色及冷战高峰 |
创作愿景：魏晋南北朝里的“硬核”间谍战
程衍樑：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衍樑。
杨一： 我是杨一。
沙青青： 我是沙青青。
程衍樑： 这期我们请到了《上海书评》的现任执行主编郑诗亮。
郑诗亮： 大家好，我是郑诗亮。非常高兴能来做这档节目。
程衍樑： 诗亮，能先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和你的志趣吗？
郑诗亮： 我目前在《上海书评》工作，这是我的职业生涯所在。而在研究方面，我非常喜欢钻研西方的各种事物，同时也是间谍文学的深度爱好者。我目前有一个长期的创作目标：想写一部以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为背景的、基于真实历史基调的间谍小说。
程衍樑： 听你的介绍，你现在的创作重心似乎放在了文学领域，听起来是一部以间谍为主题的历史小说？
郑诗亮： 是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在间谍小说和历史小说之间划出一条鸿沟，这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也不想做刻意的区分。但我确实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小说迷，我读过太多成名已久的作品，比如《金瓯缺》这种非常有名的，或者是《白门柳》这种文气很重的。但我个人更想写一种风格稍显“硬核”的作品，有点像我喜欢的那些西方作家的笔触。
文学启蒙：从《三十九级台阶》到原版英文著作
程衍樑： 刚才听你提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类作品的？
郑诗亮： 我从小就是一个小说爱好者。准确地说，我最早读到这类作品，是约翰·布肯（John Buchan）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39 Steps*）。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读的是国内的译本。到了中学时代，我开始读他的英文原版，从此便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小说迷。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这其中包括小说、技术类文献，也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研究，当然还有电影。可以说，这些读物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读了这么多之后，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自己动笔写的冲动。
程衍樑： 你提到的约翰·布肯，他本人似乎也是一名官员，甚至做过殖民地的总督，同时还写间谍小说。你是不是对英国文学特别感兴趣？
帝国底色：绅士、殖民扩张与早期间谍形象
郑诗亮：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意识到间谍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脉络，你会发现，最早流行起来的间谍小说几乎都出自英国人之手。我认为这并非偶然。
如果你回顾19世纪，那时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大家都玩过《大博弈》（*The Great Game*）或者了解那段历史，那是大英帝国事业向全球扩张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需要一种特定的“英国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中文里我们称之为“绅士”（gentlemen）。
这个“绅士”的形象在当时非常模糊但又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核：他既博学、优雅，又拥有极强的技能，且愿意深入那些荒凉、危险的地区去调查实情。这种形象和这些人的实际表现，构成了最早的间谍雏形。
谍战双雄：从吉卜林到金·菲尔比的隐秘传承
郑诗亮： 你会发现，早期的间谍形象非常鲜明。比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他笔下的《基姆》（*Kim*）就是一个经典的英国间谍蓝本。非常有趣的是，吉卜林的作品启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英国间谍文学最大的灵感来源——他就是金·菲尔比（Kim Philby）。
菲尔比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双重间谍”之一，他的父亲非常崇拜吉卜林，甚至给儿子取了“基姆”这个绰号。菲尔比从小就对这些东西耳濡目染。所以，文学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平滑的过渡和紧密的联系。像吉卜林启发了菲尔比，这背后是一条交织了英国文学与政治的漫长线索，展开说会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巅峰时代：在勒卡雷的冷战迷雾中怀疑自我
郑诗亮： 我个人认为，间谍文学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19世纪是一个原始时代，当时的文学边界并不清晰。当我们读现代小说时，我们知道它是现代的产物。而这种现代间谍小说在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和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手里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相比之下，他们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带有严肃文学或神秘文学的色彩，很难做具体的划分。
这背后的推力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包括康拉德（Joseph Conrad），他的作品虽然被视为严肃文学，但如果你细读，会发现它其实也是间谍小说的一种早期形态。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局势发生了剧变。但我认为，那还不是最吸引我的阶段。最迷人的是冷战时期。在冷战中，你很难简单地将其定义为政治冲突或黑白分明的对抗。在那些杰出的小说家，尤其是勒卡雷这种代表性作家的笔下，冷战是被解构和嘲讽的对象。勒卡雷最令我着迷的一点是他的“怀疑风格”：在那个时代，你不需要先去质疑别人，你首先需要质疑的是你自己。
勒卡雷与格林的文学角力：类型与严肃的模糊边界
嘉宾：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约翰·勒卡雷作为一个通常被置于歧视链底端的“类型小说家”，却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地位。他属于那种典型的能把类型文学写出严肃文学深刻感的作家。
有趣的是，与他相对应的格雷厄姆·格林，则是一个公认的严肃文学作家、诺奖级人物，但大家评价格林时，总说他是把严肃文学写出了类型文学的娱乐效果。这两个人的对比非常好玩。
在勒卡雷的小说里，最吸引我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气质，是对“坚守自己所坚信的正义”的一种嘲讽或解构。这种迷人的气质让他笔下的主人公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带有一种让你怜悯甚至感到心痛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以二战为背景的间谍作品里很难看到。比如英剧《布莱切利庄园》，讲五个女子破译密码，或者图灵的传记电影，你看了会觉得很激动，但那种激动是完全基于“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宏大叙事。在那种语境下，悲剧色彩很难凸显出来。
程衍樑： 那肯·福莱特的《寒鸦行动》这一类呢？
嘉宾： 肯·福莱特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其实还蛮喜欢他的，他被称作“英国文学界的金庸”，这其实很有道理。肯·福莱特的价值观是非常典型的英式社会主义，也就是工党价值观。这能博得相当多数中下层民众的认同，虽然贵族可能不太喜欢，但中下层非常拥护。
但这种主流价值观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平铺直叙”。你去读他的《巨人的陨落》，我有个朋友读完只打了三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种工党价值观实在让他受不了，读到后面觉得没劲。这种“没劲”可能就是福莱特式作品的软肋——不是不好，而是没那么有“劲”。但勒卡雷、格林、吉卜林或康拉德就不会这样，这就是伟大作家的了不起之处。
程衍樑： 你刚才提到“平铺直叙”的问题，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这些间谍小说中，勒卡雷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大众对于间谍或情报机构斗争的认知，进行了一个“去魅”的过程？
嘉宾： 这正是关键。你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全世界所有的类型文学往往都是“平铺直叙”的，这是类型文学的必然要求。大众不需要文学提供生活的复杂性，相反，大众要求你把它简单化，以便快速代入，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区分。
但勒卡雷不一样。他身上带有浓厚的学院派或知识分子气质。在他笔下，大众喜闻乐见的 007 式间谍元素其实是匮乏的。
程衍樑： 没错。事实上，007 在英国上流社会或文学精英圈子里，未必是多么受推崇的东西，甚至起初是遭到排斥的。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对比：伊安·弗莱明（007 作者）的夫人安夫人，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沙龙女主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她曾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生个儿子不当首相，那就没什么好生的。”不幸的是，她和弗莱明的儿子 23 岁就去世了，后来她成了另一个大人物的情妇，以此满足她的“首相癖”。
在这样一个女人身边生活，伊安·弗莱明该有多憋屈？他写 007，我觉得一半是出于自娱，一半是为了赚点钱——赚点他夫人未必瞧得上的钱。他所混的圈子和他赚钱的圈子是分裂的。弗莱明出身于富商家庭，他所取悦的阶层，往往不是他出身或真正想要获得认可的那个阶级。这种分裂非常有意思。
嘉宾： 勒卡雷与弗莱明的家庭背景差距也极大。勒卡雷出身于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这种不幸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尤其是他对男女关系的不信任。
另外补充一点关于“工党价值观”的。为了公平起见，勒卡雷本人也是工党的信奉者，但他走得更远。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他现在已经不信任工党了，理由是工党已经“变修”了，变成了富人垄断的小圈子游戏。
英国间谍机关里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人。他们在与苏东地区打交道时，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深入，对自己本国奉行的政策和体制反而会产生一种透视与反思。勒卡雷的知识分子气质表现在，他笔下的间谍比起特工，更像历史学家：衣冠楚楚，喜欢爬梳档案，在讲究的下午茶时光中看破对手的真面目。这种“关键时刻扛得住”的优雅与犀利，正是典型的英国精英气质。
职场政治与“去秘化”：间谍不过是案头工作的公务员
嘉宾： 我有个朋友评价《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特别到位，他说这本小说本质上就是一部“职场小说”或“办公室政治小说”。
这确实是关于乔治·斯迈利如何上位的故事。当你读完第一遍知道“地鼠”（叛徒）是谁后，重读的乐趣就变成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你会发现，大家其实对真相心知肚明，但在斯迈利的诘问下，每个人都在释放微小的心理信息。这帮人都在玩职场大戏，斯迈利起初被蒙在鼓里，是因为他被视作老总的人，而老总在职场斗争中成了被针对的角色。
程衍樑： 邓士亮刚才提到的一点我也很认同：勒卡雷的一大功用，就是将间谍世界“去魅化”。
传统上，007 将情报世界描写得神乎其神。勒卡雷则把它恢复成一种常态。在现实的情报机关中，绝大部分人做的都是案头分析工作（Paperwork），这和你在咨询公司做的事情其实差不多。他们会考虑退休金，在乎升职，玩办公室政治。真正像 007 那种跑外勤、动刀动枪的角色，比例极低，而且他们在那类机构内部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小圈子。
嘉宾： 勒卡雷对这种外勤特工描写得非常刻薄。他把这种任务归在所谓的“包头皮组”和“路灯组”里，认为那是体力活，是不上台面的蓝领干的脏活。他抱有一种白领式的鄙视，觉得这帮人是不动脑子的古惑仔。
程衍樑： 虽然在大众文化里，这批人的形象是詹姆斯·邦德，但在实际的间谍世界中，这种冲突是尽量避免的。
以路德伦的《谍影重重》系列为例，小说和电影完全是两回事。小说里有大量的文职人员勾心斗角，打斗场面并不多。但好莱坞电影为了视觉效果，把它变成了肌肉男的格斗秀。实际上，间谍最忌讳的就是杀人和被杀。一旦你被怀疑，你就失去了价值。间谍的行为准则是规避冲突，而不是主动挑衅武装人员。对于大部分间谍来说，他们的本质是“拥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
文人与情报：从毛姆到海明威的隐秘身份
嘉宾： 事实上，即便在跑外勤的人员中，动手干脏活的也很少。很多英美作家都曾接受过情报机关的委托。比如英国的毛姆，还有美国的海明威。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就曾接受委托与苏联人接触。
他们外勤的方式通常是隐蔽观察和收集情报。我曾说过：作家或记者很多时候是公开的情报工作者，而间谍则是隐秘的作家或记者。
程衍樑： 我在旧书摊上淘过一本美国记者的传记，叫《写内幕书的乐趣》。这个人在冷战时期写了大量关于中东和非洲的内幕书。我一看，这不就是一份公开发表的情报手册吗？如果把它改成内参，就是情报汇总。
情报工作的要求与招募咨询师或记者非常相似，只是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更高，或者加了一些特殊的政治附加条件。
嘉宾： 比如 60 年代大陆与台湾取得联系，靠的是曹聚仁。这种角色就属于“没有编制的情报人员”。
各个国家都热衷于招募文人、文化人。冷战期间，无论是 CIA 还是克格勃，在处理敏感政治问题时，往往不会动用体制内的情报员，而是动用外围人员。这样做有一个“可抵赖性”（Deniability）：做成了有犒赏，做不成我就把你抛掉，宣称与我无关。
程衍樑： 汤姆·汉克斯演的电影《间谍之桥》就是个典型。原型人物多诺万在电影里被拍成一个普通的保险律师，被 CIA 临时招募。但实际上，多诺万在二战期间就是 OSS（中央情报局前身）的顾问。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渊源，60 年代 CIA 才会找到他。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细节：多诺万不仅去柏林换回了飞行员，1963 年他还去过古巴。卡斯特罗曾问他，如果美国与古巴尝试建立外交关系，需要注意什么？多诺万回答：“你知道豪猪是怎么做爱的吗？”——他把这个充满隐喻的回答如实汇报给了 CIA。
这些档案在电影上映后，由乔治·华盛顿大学下属的民间机构“国家安全档案馆”通过《信息自由法》逼迫联邦政府解密并公布。你会发现，类似多诺万这样的角色在冷战期间非常多。
剑桥五杰与理想主义的崩塌
嘉宾： 为什么情报机关热衷于招募文化人？对于文人来说，这种任务也极具诱惑力。
首先，这是绝佳的写作素材，一段意想不到的传奇经历可以换成稿费。其次，这可以作为自我炫耀或寻找自我的本钱，而且实质危险并不大。
程衍樑： 著名的“剑桥五杰”中，最后被曝光的那位曾担任女王的艺术顾问。苏联人招募他，正是利用了他卓越的社会身份和接近王室的机会。
嘉宾： 但这帮人到后来，是否真的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战，也很难说。
菲尔比（Kim Philby）可能最初是有理想的。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时，共产主义在英国大学里是一股非常左倾、甚至被视为最正确潮流的力量。但当菲尔比真正去到莫斯科，他在讲台上向学员咆哮，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信仰社会主义时，他其实已经陷入了一种悖论——局外的人在狂热信仰，局内的人却早已看透。这就是菲尔比到最后都没有看透的悲剧。
文人的“圈子”传统与理想主义的幻灭
嘉宾： C.S.路易斯，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位，也是《魔戒》作者托尔金的好基友。他写过一本书叫《圈子》，把英国文人的这种传统描述得淋漓尽致。他说人这一生其实就是圈子套圈子。这和钱钟书的《围城》有点像：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大圈子的人想进小圈子，小圈子的人还想进更核心的圈子。即便你进入了核心圈子，你会发现只要有三个人，彼此之间会自动分隔出更小的圈子。
像菲尔比这种大学时代左倾的人，其实他出身贵族，受过极好的教养。正因为他是那种理想主义信仰者，才会觉得苏联的圈子会跟外面不一样。但他最后会发现，各个圈子其实都是相同的，或者都存在那种理想幻灭的情况。
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除了苏联人招募英国文化精英，英国人自己也招募。比如著名的间谍小说家海伦·麦金尼斯，她写过二十几本间谍小说，写得非常真实，把间谍在敌人后方的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被盟军用到真实的间谍训练当中。
程衍樑： 这种事情也有传闻，说苏联的特工头子也喜欢读勒卡雷的小说。
嘉宾： 确实有这种传说，真真假假。海伦·麦金尼斯的丈夫杰尔伯特·海尔特也是个大学者，当年就被军情六处招募过做特工。我最近刚买了他的《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读完之后感叹，这种书拿到豆瓣上打分起码是九分、十分。他是一个非常渊博的古典学学者，但他同时也做过特工。
包括格雷厄姆·格林也是。他在《哈瓦那特派员》里描写古巴特工，据说卡斯特罗读完后特别不满意，觉得格林不了解古巴，怎么能把古巴写得那么腐化？其实当时英国的情报部门非常有趣，可以说每个作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间谍梦。格林自己说过，作家和间谍是相似的，因为他们永远在对人群进行观察、总结，不断反思固有的生活习惯，并对另一种生活方式进行深入了解。这就是作家和间谍之间隐秘的联系。
程衍樑： 你刚才提到克格勃的领导喜欢勒卡雷。是哪一层领导？按照罗伯夫那一层吗？
嘉宾： 我觉得应该没到那一层，可能就是中层的头目。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冷战前线的英国情报人员会对自我信仰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一直伴随着史迈利（George Smiley）的故事。但在勒卡雷的小说里，他对原产地敌人——苏联情报机关的描写是很不一样的。在他们的视角里，那是一个“怪兽”。
西方对苏东体制的“坏与浅”
嘉宾： 这个话题待会儿沙欣老师也可以聊聊。西方国家的人对苏东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情报机关工作方式，存在着很多幻想。要么想得特别坏，要么想得特别浅。如果又坏又浅，结合起来就很糟糕。
最近十几年的美剧里有很多这类题材，但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即便你描写“坏”，也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坏，是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畏惧、感到悲哀、所谓“透心凉”的坏。如果只是想得很坏但写得很浅，那就显得蠢了。
程衍樑： 这种倾向确实不少。
嘉宾： 没办法，冷战间谍文学必然需要一个“大他者”充当反派，苏联当然是最好的角色。但你会发现，史迈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勒卡雷的小说透着一股冰冷的虚无主义调调，从《柏林谍影》就开始了。这本书具有极强的严肃文学色彩，张爱玲、钱钟书都很喜欢，觉得那种悲凉的调调写到位了。
但史迈利是个例外。虽然他被家庭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老婆出轨，享受不到温暖，这完全是勒卡雷本人的写照，但他内心深处对事业是有坚持的。这种坚持不是唱高调，不是五十年代革命文学那种喊口号，而是体现在重复、繁琐的查档案、挖“鼹鼠”中。他带领小兄弟跟庞然巨兽斗争，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非常动人。英国作家这点做得特别好：不唱高调。史迈利是个矮胖、琐碎、在职场受排挤的小老头，但关键时刻他靠得住。
程衍樑： 你提到外貌，电影里找了又高又瘦的加里·奥德曼来演。
嘉宾： 其实那不大好，加里·奥德曼太帅了。包括电视剧里的亚历克·吉尼斯也太帅了。史迈利应该再“萎缩”一点。
为什么历史学家最适合做间谍？
程衍樑： 零几年的时候，军情五处或六处招募时出过宣传片，提到他们不要帅哥。因为帅哥太出众（outstanding）了，间谍一定要淹没在人群中。而且你长得帅也没用，你平时做的工作跟外貌没关系。
嘉宾： 真的是误解。你平时都在翻档案，做的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程衍樑： 间谍会对特定技能有要求吗？比如去历史学院找研究生？
嘉宾： 我跟作家小白老师聊过。英国情报工作出色，跟他们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有很大关系。他们特别喜欢从牛津、剑桥的历史学院招募受过优秀学科训练的人。这种学术背景对工作有直接好处。
简单来说，当你怀疑一个人有问题时，如何确认？做档案比对。把他交代在某天某地做的事，跟A档案和B档案做比对。这种证据比对工作，受过社会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做起来最合适。
前段时间网上有个段子，说很多人对媒体报道、公开档案都不加分析地一股脑拿来用。有人吐槽说，这样的人能叫历史学家吗？连门槛都没摸到。最简单的道理是“孤证不立”，你总归要寻找多方面的证据做交叉研究。
另一位嘉宾： 我补充一下。最初级的历史学者可能还幻想能找到一份隐秘档案来解决所有困惑，但这其实是种幻觉。基本上不可能有一份档案回答所有问题。你必须通过大量资料的排查、排疏，分析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传统兰克式的历史学家做法。
摩门教、外语人才与政治可靠性
另一位嘉宾： 除了文史背景，英美国家还喜欢找外语人才。美国有几个学校为CIA贡献了大量人才，比如杨百翰大学（BYU）。这是一家摩门教的教会学校，国内可能不是特别有名，但在美国排名还可以。
为什么CIA青睐它？因为摩门教有深厚的传教传统。年轻人18岁以后必须义务为教会传教两年，去世界各地。除非生病或家庭原因，否则像服兵役一样都要去。他们会被随机分到世界角落，学习当地语言。所以这个教会和大学有非常好的全球语言学习传统，甚至是一些很偏门、极少数人掌握的语言。
现在的天主教或新教，很少有像摩门教这样系统性、大规模全球传教的了。比如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他就是摩门教徒，中文是在台湾传教时学的。对CIA来说，这些人第一有语言优势，第二生活保守传统，不会出幺蛾子，符合主流价值观。
嘉宾： 这跟选政工干部差不多，首先要讲政治，然后专业素质要过硬。
另一位嘉宾： 还有一个学科叫人类学。人类学的兴起其实伴随着殖民化，长久以来也充当过这种角色。但我得说，人类学是一门“脑后有反骨”的学科。你会发现它在反思、瓦解西方的殖民事业。
因为人类学反对“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伴随殖民而生的，以“我”为主，我觉得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而人类学强调以“你”为主，尝试去理解你。这必然有冲突。如果我是情报部门主管，我首先要排除这类人，政治上不过硬。
史料辨伪：学术界的间谍与恐怖分子
嘉宾： 为什么情报机关偏好历史学背景？中国传统史学大家像陈寅恪，讲的是要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关键问题。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完美符合各方面要求，恰好解决了一个重大疑难问题，那么它多半是假的。在情报工作中，这意味着对手投了一份“肥餐”引你上钩。
我给《上海书评》写过一份稿子。英国曾有个大丑闻，狄更斯研究专家托马林在传记里写狄更斯和托斯托耶夫斯基见面聊天。所有人大吃一惊，纷纷引用。后来两个学者起了疑心，其中一个做了类似情报分析的工作，不断追索引用的原始出处。
最后发现，那些所谓的杂志全是子虚乌有的，比如什么“阿拉木图狄更斯通讯”。再查写文章的人，全是笔名，而且笔名之间互相吹捧。最后发现所有文章都是一个人写的。这个人很早就被排除出学术圈，郁郁不得志但又非常自负。
这就是学界的“特工”识破了埋伏在学界的“鼹鼠”或“恐怖分子”。那个人后来说，他就是要搞破坏，要把你们摧毁给大众看。你们觉得你们智商高？我随便编个东西你们就信了。这非常适合拍电影。这个恐怖分子有着间谍小说特有的“认同问题”：他痛恨体制内的建制派，但又巴望进入体制得到承认。
很多间谍也一样。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下，之所以选择在黑暗中奋斗，是因为向往光明，向往光明里更体面的生活。这是个矛盾。
认同危机：菲尔比的鱼子酱与《泰晤士报》
程衍樑： 很多人或社会名流愿意参与这份工作，怀揣着一份希望。就像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一开始是体制内的小官僚，被招募后想的是成功了将来孩子有书读、生病有地方看。
嘉宾： 在真实世界里，菲尔比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他的结局是去了苏联。他去苏联后非常痛苦，因为他发现尽管向往红色政权，但他出身带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改不掉的，那是辈子的烙印。
他住在莫斯科，还要求看英国寄去的《泰晤士报》，想念哈罗德百货的鱼子酱，想念伦敦定制的西装。这对他来说是习惯。当你定居莫斯科，你会发现这一切与周边格不入。就像当年很多帮助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他们也没想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后会跟新政权格不入。
文宣利器：007与文化冷战
另一位嘉宾： 间谍小说有没有“保密防谍”的宣传功能？西方国家是否利用电影、小说来向大众宣传警惕间谍的重要性？
嘉宾： 007就是最好的体现。它在冷战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打击敌人，还教育民众。007在全球的流行是文宣工作的胜利。大家看到特工如此潇洒、风流倜傥，这种生活方式是对敌对阵营极大的瓦解。
冷战时期，很多作品背后都有政治推手。比如《动物庄园》能拍成动画，背后有CIA的推动。这不否定奥威尔的文学性，但要承认背后的力量。麦克尤恩在《甜牙》里写过英国文坛的一桩丑闻：著名杂志《遭遇》（*Encounter*）之所以受到唾弃，是因为它拿了情报机关的钱，受指使发一些宣扬西方价值观、抨击苏东的文章。
当然，西方国家捧你是因为你本身作品出色，如果你写得烂，怎么捧也没用。比如张爱玲的《秧歌》，当时在香港背后就是美国人出钱。冷战非常有意思，很多机制性的东西揭开盖子来看，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时的香港，更是一个东方的间谍中心。
香港：被遗忘的“远东间谍之都”
沙青青：……这种与西方的情报交换与对冲，过程非常精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能诞生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伟大间谍小说，这确实是莫大的遗憾。
你看最近流行的很多作品，比如《和平饭店》之类，完全是虚构的。我当时看到《和平饭店》这个题目，以为是在上海拍沙逊、犹太人、日本人这类题材，结果一看，原来是东北题材。当然，东北也不是不可以拍，哈尔滨、上海和香港，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三座“谍战之都”。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东西方交汇、或者说两大阵营冲突最剧烈的地方。
早期的国产电影里，其实挺多以哈尔滨为题材的，而且当时有一些俄罗斯族的演员在中国，演那些情报机关首脑非常传神。现在的《和平饭店》更像是一场大型的狼人杀游戏。
杨一：前几年，其实一直到上世纪末、21世纪初，香港还发生过实实在在的窃听事件，比如董建华的办公室里被安装了窃听器。
沙青青：你要这样想，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是美国政府极其庞大的驻外机构，它的人员编制甚至比很多大使馆都要多。你可以想象这帮人在里面干嘛？因为它要辐射整个亚洲地区，甚至要包裹进去东北亚、远东和俄罗斯那一块。所以它在香港的机构必须人多，而且地位极其重要。
程衍樑：而且作为背景来说，香港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殖民地，它的政府运作模式非常有趣。我就在想，现在以这类主题的作品如果想公开出版发行，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不然，我还真挺想写写的。
沙青青：那你可以以“反特”的角度来写，写如何捍卫制度。这里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香港的文化机关和情报机关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有戏。
那时候的《文汇报》起到什么作用？新华社香港分社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呢？这里面值得深挖的细节很多。包括当时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金庸在“文革”时期的遭遇——我们都知道《笑傲江湖》其实就直接受了他当时受冲击的经历影响。
我刚刚举的《丁香》（田雅）那个例子，本身也是讲文化机构与情报机关的关系。女主角是一个大学里长得漂亮但头脑不太灵光的女孩子，被情报机关雇佣去色诱一个作家。小说最后有个反转，写得非常精彩，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
魏景蒙与维克多·路易斯：冷战时期的台苏密使
杨一：刚刚提到香港是亚洲的“间谍之都”，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洲，也有几个坐标，比如柏林、维也纳。
沙青青：二战时期的巴黎也是，因为有维希政府那种傀儡政权。还有里斯本。
关于间谍史，我两年前写过一本书，虽然内容大部分在澎湃新闻上发表过。那是讲冷战期间台湾跟苏联的情报往来。尤其是中苏分裂之后，莫斯科方面曾经另辟蹊径，希望跟台北建立直接的管道。
当时台湾方面主导这个事情的执行人叫魏景蒙，他是当时“行政院新闻局”的局长。但他本质上是个媒体人，1949年以前是中央社记者，后来当过《中国日报》总裁、中广公司总裁。他自始至终维持着新闻人的身份，但真实身份是蒋经国的嫡系，两人私交极好。
据说魏景蒙有个本事，善于讲各种黄色笑话，把蒋经国逗得很开心。玩笑归玩笑，蒋经国确实会委托他做一些很隐秘的事情，比如负责以色列方面与台北的信息沟通。魏景蒙当总裁时经常出访，身份非常方便。蒋经国1949年去台湾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清洗和重组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有些事他交给正式的情报机关反而不放心，更宁愿找魏景蒙这样的人。
程衍樑：苏联方面派来对接的人是谁？
沙青青：那个人叫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中文翻译成维克多·余果。这是他去西方之后用的名字。他早年曾在莫斯科被关过劳改营，斯大林死后被放出来去了西方。他当时为英国《伦敦晚报》等多家媒体做兼职撰稿人，但他能自由往返于伦敦和莫斯科，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
他的身份其实是半公开的，欧洲媒体圈和记者圈都清楚他有克格勃背景。他经常充当“传声筒”为苏联放料。比如当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消息，还有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都是他最早在西方曝光的。
苏联方面把他派到台北，去跟“两蒋”接触。他和魏景蒙先在台北谈，后来又在罗马、维也纳、柏林谈。
杨一：沟通方式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吗？
沙青青：基本上就是。最有趣的是他第一次在罗马接触。当时台北方面派了一个低阶外交官去对接。维克多·路易斯先跑到台北驻罗马的“外交机构”敲门，当地人让他稍等，过了一半晌，告诉他：“你先出门，街角有一辆什么牌照的车，你什么话都不要说，直接坐上去。”
他坐上去之后，那辆车在罗马郊外转了好几圈，突然在一个别墅门口停下来。司机下了车，又上了一个新司机，转头一看，就是维克多·路易斯。两人就在车里聊台湾跟苏联合作的可能性，聊苏联如何出武器帮助两蒋“反攻大陆”之类的。
当然，这只是政治平衡术。苏联拿台湾当棋子去压制大陆，同时又试探美国是否愿意联手。这只是宏大国际战略的一部分。
为什么媒体人是最危险的“情报掮客”？
沙青青：刚才聊到这个背景，其实印证了为什么情报界喜欢搞文化背景的人、搞媒体人。因为媒体人的职业身份让他们拥有极其庞大的人脉和社会关系，他们在任何地方出现、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合乎情理的。
程衍樑：因为你是记者，你出现在哪儿都很正常。
沙青青：哪怕是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很多记者的身份也讲不清，背后可能有某种合作。这种合作未必是金钱往来，可能只是信息互换——你给我一个内幕，我给你一个料。
杨一：抗战时期的上海也充斥着这种情报掮客，在几方势力之间游走：中共、国民政府（中统和军统）、日军、汪伪。
沙青青：我补充一点。我们总觉得情报时代是敌我阵营分明，实际上“自己人挖自己人墙角”的事情更多。比如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就斗得死去活来。
日本也是。我以前看过一篇论文，讲二战末期日本内部被分裂成了三股势力，互相挖墙脚、互相窃听。陆军窃听海军，海军窃听陆军，外务省两个都要窃听。那场面就是，海军骂陆军马鹿，陆军骂海军马鹿，外务省骂你们全家都是马鹿。
程衍樑：日本陆军后期甚至都开始自己研究舰船了吧？
沙青青：苏联也是。你看二战前的历史，苏联情报机关基本上有两条线：一个是契卡/格别乌系统（政治情报），一个是军事情报系统。甚至共产国际也有一套系统。我在研究苏联情报机关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情况时发现，他们经常在拉拢人员上发生冲突，甚至会写信回莫斯科告状：“你不要拉我的人！你不要发展我的下线！”搞得跟编辑抢作者约稿似的。
杨一：这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某人被“喝茶”了，结果发现上星期A部门刚喝过，B部门又来了。
韩国间谍片的“主体性”与英国文学的从容
程衍樑：这方面还可以谈谈南北朝鲜。现在大家很捧韩国电影，但我有自己的看法。看韩国电影，必须带着对冷战的理解，以及对韩国80年代以来民主化运动和左翼运动的理解。
他们的间谍片基本是在南北对立的大框架下拍的，而这个对立直接就是冷战的产物。你会发现韩国人对间谍片的心态非常有趣，里面有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情绪作祟。
沙青青：对，你会发现电影里的韩国情报机关虽然要借助西方或美国人的力量，但韩国人一定要表现出一种“主体性”。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拍成只是美国人的傀儡。
程衍樑：这种“主体地位”要体现出来。但严格来说，韩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延伸，在现实中主导权是很缺失的。你去电影里看，韩国情报机关对抗北方势力时表现得极其强势，甚至有点夸张。
沙青青：这种东西其实有非常强的“文宣”色彩，主要是拍给北方的同胞看的：“看看我们南方多厉害。”
相较之下，英国的间谍小说就平和、从容得多。毕竟人家祖上阔过，是大英帝国的底子。在勒卡雷的作品里，中情局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但往往带有某种“反派”色彩，或者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
程衍樑：英国间谍片里的中情局也庞大，但英国人处理得更从容。韩国人是每次都想证明“我很牛，我不是光靠中情局，中情局也有很傻的时候”。
沙青青：英国人经常调侃中情局是“我们的表亲（cousin）”，有时候大方承认他们厉害，但更多时候是在背后损他们一把，比如吐槽美国人在故意拆台。英国人还是更蔫坏一点。
前几年全智贤演过一部《柏林》，讲韩国情报机关的手都伸到欧洲去了。当时一看就觉得，这算是韩国版的“抗日神剧”，是某种自我宣传的过火产物。实际上，韩国情报机关更多的本事还是在对内镇压上，因为它本身就是军政府时期的产物。
当年朴正熙就是被自己的情报头子干掉的。如果按照更传统的政治叙述，这样一个政权必然对内是残酷镇压的。所以你看他们的电影表现，如果了解这段历史，会觉得有些荒诞和滑稽。当然，从技术层面来讲，韩国电影拍得确实好，娱乐效果一流，但历史层面经不起推敲。
日本间谍文学的尴尬与“情报”的本意
杨一：刚才说到了英国深厚的情报传统，那日本的情况呢？日本的间谍小说是什么样子的？
沙青青：日本这两年比较优秀的代表作是《野崎观》这类。但日本的间谍小说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现状：它很多题材会写到二战期间，但二战的结果你是战败国。
程衍樑：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你把间谍写得再神勇，最后结果也是战败。
沙青青：对，这就显得非常无力。你怎么表现这个间谍的作用呢？之前出过一个《飞向柏林》系列，想把整个二战史融合进去，但写起来非常难。还有一类是反映远东历史的，比如写满洲、写上海，这类影视剧比较多。但最终都会陷入那个尴尬：你怎么呈现最后那个战败的结果？
杨一：我有一个疑问。像弗莱明、勒卡雷，他们本人都在情报机关工作过。日本或其他国家的这类作家，是不是很难有这种第一手的经验？
沙青青：二战之后，日本的情报系统重组了。二战前日本是两条线：军事情报系统（陆军和海军各自独立）和特殊机关（派往中国大陆的各种特务机关）。还有各地的武官、军事顾问。
我以前给《上海书评》写过文章，讲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除了军事情报，日本在各地的外交机关也承担搜集工作。此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还有大量的“支那浪人”，他们也是情报来源。
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日语语境里的“情报（Jouhou）”和中文里的“情报”是不一样的。你去日本大学看，有很多“情报学部”、“情报学科”，中国人会觉得奇怪：你们这部门难道是培养间谍的吗？
程衍樑：其实那更多是“信息（Information）”。
沙青青：对，它更多是一种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而且很多是公开信息的搜集。日本人非常擅长通过分析公开资料来影响决策，就像媒体里的商业报道一样。但真正回到那种隐秘的、特殊的地下渠道，我个人觉得，日本在这方面的文学反映反倒不如英国那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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